佛像初入中土，人们很少理解它，因而将其视为神仙。今存最早的一些东汉时期石刻和陶塑佛像，或混杂于道教的画像之中，或塑刻在原来神仙的位置上。佛像取代神像，说明那时的佛祖形象仅仅是作为一种神仙被人崇拜与供奉。
佛教的传入与造像的兴起
造像，是雕塑或铸造佛像的简语，习惯用作古代宗教偶像的通称。造像的取材，铜、石、泥、玉、瓷不一，尺寸不等，以圆雕为主，也有高浮雕和浅浮雕。古代的佛教造像，造型优美，技艺高超，是我国雕塑艺术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佛教造像伴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产生。据《三国志·魏书》注引《魏略》云“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尹存口受浮图（佛）经”，当为中国人知佛经之始，那一年为公元前2年，即西汉末期。另据《魏书·释老志》言：“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可见当时流传极微，且非官方传人。又石：“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臼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情、博士弟子秦景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 “情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后室。”大概汉明帝听到一些佛的信息，认为可以利用，便诈言梦云，于是派人去天竺取经，同时带来了释迦像，佛教方正式由官方传人中国，佛教艺术也同时传人，这个时期大约是在公元1世纪左右。
石灰岩佛首像-石雕佛像
到了公元2世纪的东汉恒帝时，史料中已经有了铸造佛像和建造寺院的记载。《释氏稽古略》说：“恒帝永兴二年（公元154年）帝铸黄金浮屠老子像，覆以百宝盖，在宫中奉祠。”《后汉书 陶谦传》称：笮融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漆像。”当时所造之像是什么样的形象，具何种特征，由于没有实物和史书记录，现在很难知道。但根据上述记载，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当时的造像似老子的形象是无疑的。
汉末三国两晋之际，佛教的流布已相当广泛，现今已经发现了那个时代的佛像实物，并根据实物已大体勾勒出其形态特征。台湾学者陈清香在《佛教的思想与文化》中提出：“3世纪至4世纪之际的中国佛像造形，有印度传来的两大系统的合流，也有中原式样的遗存，形成神佛糅杂的式样，直到4世纪以后逐渐建立起中国式的佛像，域外的影响也渐被消融了。”根据对出土实物的考证，陈将那一时期的佛教造像分为“北传”与“南传”两系统。北传系统带来的是犍陀罗式样的佛像。南传系统较倾向于秣菟罗佛，有的糅杂了中国神仙或道家思想的造型。
犍陀罗（梵文Gandhara)为古印度王国，相当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犍陀罗汲取古希腊、罗马世术精华，创造出释迦牟尼的各种形象，形成新的艺术风格。秣菟罗（Mathura)为古代中印度阎牟那河（今朱木那河）流域的一个国家，公元4世纪上半叶时，吸收犍陀罗佛教艺术，所雕佛像薄衣透体，衣纹细密而匀称，被称为秣菟罗佛教艺术。按照陈清香教授的分析，3-4世纪的中国佛，有的具有犍陀罗艺术的特征，有的具有秣菟艺术特征，有的兼而有之，有的保留汉代遗风，这证明佛教艺术刚刚传入中国不长的时间，中国的佛教造像大多取法印粉本，具有异国情调。这应是我国早期佛教造像的基本特征。
佛教造像在南北朝以至唐代，达到了极盛。这种极盛以东晋十六国和北魏为发端，此后愈兴愈盛，以致为后留下了各式各样多得无法统计的造像精品。
佛教造像何以在那个时期发端盛行？这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战祸连年，白骨蔽野，不但下层人民的生活活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就是上层统治者也感生死难测、富贵无常，他们都希望生前富贵平安，死后升入天国。而佛教则认为：任何人只要能供养佛像，就能赎免生前的罪孽，获得无量的功德。于是上层统治者便利用手中的财力人才，修建寺庙，修造佛像；下层贫苦人民为消灾免难，祈求佛法保佑，亦促使佛教造像空前兴起，进而也推动这一宗教艺术达到了极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