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之名屡见于先秦典籍，实物在周代已经出现。《说文》将“碑”释作“竖石也”，就是竖在地上的石头。早期碑的功用主要分三类：一者立于宫中，用来观测日影以辨别时间和方向；二者立于祠庙的中庭，专作拴牲口之用；三者竖于冢墓，形状为一块大石板，中间有孔。古人在办理丧事时，把这种石板直立在墓穴的四角，用它系住粗大的绳索，从而将棺材慢慢放入墓穴。约从西汉晚期起，人们开始在这类石板上刻上纪念性的文字，记载墓主的姓名、身份、官职以及生卒年月，并且立于碑前，不再撤除。此后，石碑上的文字渐趋繁复，除记载姓名、家世、生平事功之外，还多有颂扬和悼念之词，并逐渐发展为一种专门的文体。除冢墓之外，还有祠庙、祭祀之碑。由于这些石刻的特殊功用，所刻书法大多典雅肃穆，因此成为士人展示才学和书法的平台，这就是今天严格意义上碑的概念。同时，“碑”也可以泛指一切石刻的文字。
随着汉魏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和发展，历代与佛教有关的碑刻汗牛充栋'内容极为丰富，成为学者们取资研讨的重要对象，也是研究佛教书法的宝贵财富。隋开皇六年刻石的《龙藏寺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碑刻珍品。
隋代虽然仅存在了短短的三十余年，但在政治施设与文化风尚等许多方面深刻影响了此后的中国历史，书法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隋代朝廷对书法甚为重视，国子监设有书算学，各置博士2人，助教2人，招收学生40人，这一制度为唐代所沿袭。遗憾的是，由于建国时间短促等原因，隋代书法的真迹极为罕见，后人只能从为数不多的碑刻书法中摩挲彼时书写的风格特点。尽管如此，隋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仍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原因即在于这一时期的书法鲜明体现了南北书风融合的趋势，深具文质彬彬、博采众长之美，在风格上成为上承六朝，下开三唐的重要转捩。
《龙藏寺碑》现立于河北省正定县隆兴寺大悲阁东南侧。碑额高84厘米，阴刻正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3行15字，即其全称。碑身高171厘米，宽90厘米。碑阳刻正文30行，行50字，总计1446字。碑阴及碑身右侧还刻有具官与僧官题名。此碑是为纪念恒州刺史、鄂国公王孝愕奉命劝奖州内士庶万余人修造龙藏寺后所立。全文以极尽骈俪的辞藻首先赞叹佛法之广大殊胜，可令人脱离轮回苦海。其次以“四魔毁圣”、“六师谤法”等佛经典故隐射北周武帝下诏灭佛，毁像焚经，使佛法受到重创的后果。竭力称扬崇佛的隋文帝建立新朝顺乎天命，功高尧舜，从而使佛法得以复苏重振。继而又称述了门第煊赫、功勋卓著的桓州刺史王孝传颂皇帝之命劝奖州内士庶一万余人修筑龙藏寺，至开皇六年规模初具，楼宇壮观的情形。最后以四言赞文作结。
《龙藏寺碑》的书法被康有为赞为“隋碑第一"，刻工精美、气象和穆，章法疏朗、均匀齐整，字里行间显得自然而旷达，呈现出汉隶的布白韵味。此碑用笔方圆兼备，藏锋与露锋转换自然，笔画粗细富有变化，可窥见导源于二王书风的南朝书法的影响。在结构上，《龙藏寺碑》变北碑的欹侧为端庄，结体宽博，而某些字的结构与偏旁形态仍遗留有北碑骨力峻峭的某些特征，故而显得动静结合，耐人玩味。朱关田先生在《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中把隋碑的结体分为“斜画紧结”与“平画宽结”两大类，而以《龙藏寺碑》作为后者的代表，认为其形态出自北周与北齐。
古人对《龙藏寺碑》极为推崇，乃是首先意识到了《龙藏寺碑》与此后的初唐诸家存在的关联。最早著录此碑的欧阳修《集古录》称其“字画道劲，有欧、虞之体”。这一说法得到后世许多学者的认同。清代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更进一步断言说“直是欧、褚师法所由来”，认为欧阳询、褚遂良的书风直接继承自《龙藏寺碑》。清代学者莫有芝称“其结体即开《伊阙佛龛》”，则是侧重于其结构对唐人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清代碑学的勃兴，碑派学者将风格溯源的研究方法也应用对的考察。清包世臣《艺舟双楫》称“《龙藏寺碑》足继右军，皆出平正通达之中，迷离变化不可思议”，某种程度上将此碑的书法成就与王羲之相提并论。及至康有为撰《广艺舟双楫·碑品第十七》，将《龙藏寺碑》列为“精品上”第五，认为《龙藏寺碑》“所得自齐碑出。齐碑中《灵塔铭》、《百人造像》，皆于瘦硬中有清腴气”，又称其“统合分隶并《吊比干文》、《郑文公》、《敬使君》、《刘懿》.《李仲璇》诸派，荟荤为一，安静浑穆，骨鲠不减曲江，而风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虽然《龙藏寺碑》的书风绝非是刻意凑泊的结果，这种充满感性色彩的联想未必符合历史实情，但康有为的发挥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此碑书法内涵之丰富，足以令人浮想联翩，意犹未尽。总之，正如清人王澍在《虚舟题跋》中所说的那样，《龙藏寺碑》“无六朝俭陋习气，盖天将开唐室文明之治，故其风气渐归于正”，北朝书法的刚健朴茂与南朝书法的典雅流丽'被恰如其分地熔铸在《龙藏寺碑》的书法风格中，为唐初书法开了先河。
《龙藏寺碑》成就如此之高，但书写者是谁却历来都有争议。上海博物馆所藏的《龙藏寺碑》早期拓片，末行题有“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之”十四宇，缺失的最后一宇成为揭开谜底的关键。从最早著录此碑的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到明代都穆、清代顾炎武等多数学者的金石著作，均将张公礼视为碑文的作者，而非书写者。但也有观点认为张公礼就是书写者，证据是光绪元年编纂的《正定县志》曾记载《龙藏寺碑》碑阴留有“张公礼撰并书”数字。然而现存的拓片实物以及历代对此碑的录文都无法佐证《正定县志》记载的真实性，而且从欧阳修、都穆等人均曾实地考察过此碑的情况看，缺失的最后一字当为“撰”字，张公礼是文章作者的看法较为可信。事实上，隋代以前的碑刻的确存在不署书者姓名的传统，因此《龙藏寺碑》的书者或许也将永远不为人知，但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这位无名书家早已藉他的作品而获得不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