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压力，恪尽职守
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孟子
孟子提出“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用现代的话来引申解释，意思是说上下都要尽职尽责。
孟子认为，一个政府能不能尽到保民的责任，其实要看这个政府肯不肯用心去为人民做事，而和能力没有关系。为此，孟子向齐宣王打了个有趣的比喻，他说现在如果有一个人对你说，我的力量可以举得起三千斤重的东西，却没有办法举起一根羽毛；我的眼睛可以看得见非常细微的东西，却无法看见一整车的木材，请问你你会相信他说的话吗？当然，这个比喻的答案是不相信，因为很明显，这个人举不起来一根羽毛，看不见一整车的木材，是这个人不肯用心去做去看，而不是他的能力不够。
有人认为儒家的伦理，就是“责任伦理”，这不无道理。一个缺乏责任的社会，是不会有秩序的，是没有和谐的。所以，在儒家观念里，一个凭“责任伦理”原则行事的人在决定行动时，必充分考虑其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并对此后果负责。这个后果是指对社会的影响，而不是个人前途命运的影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个人可以奉献一切，包括牺牲生命。历史上这样的人不少，宋朝的包拯就是这样的人。
按照宋朝的规矩，谁要到衙门告状，先得托人写状子，还得通过衙门小史传递给知府。一些讼师恶棍，就趁机敲榨勒索。包拯破了这条规矩，老百姓要诉冤告状，可以到府衙门前击鼓。鼓声一响，府衙门就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控告。这样一来，衙门的小史要想做手脚也不敢了。
有一年，开封发大水，那里一条惠民河河道阻塞，水排泄不出去。包拯一调查，河道阻塞的原因是有些宦官、权贵侵占了河道，在河道上修筑花园、亭台，包拯立刻下命令，要这些园主把河道上的建筑全部拆掉。有个权贵不肯拆除。开封府派人去催促，那人还强词夺理，拿出一张地契，硬说那块地是他的产业。包拯详细一检查，发现地契是那个权贵自己伪造的。包拯十分生气，勒令那人拆掉花园，还写了一份奏章向宋仁宗揭发。那人一看事情闹大，要是仁宗真的追究起来，也没有他的好处，只好乖乖地把花园拆了。
一些权贵听到包拯执法严明，都吓得不敢为非作歹。有个权贵想通关节，打算送点什么礼物给包拯，旁人提醒他，别白操心了，包拯的廉洁奉公是出了名的。他原来在端州（今广东肇庆）做过官。端州出产的砚台，是当地的特产。皇宫规定，端州官员每年要进贡一批端砚到内廷去。在端州做官的人往往借进贡的机会，向百姓大肆搜刮，私下贪污一批，去讨好那些权贵大臣。搜刮去的端砚比进贡的要多出几十倍。后来，包拯到了端州，向民间征收端砚，除了进贡朝廷的以外，连一块都不增加。直到他离开端州，从没有私自要过一块端砚。
那权贵听了，知道没有空子好钻，也只好罢休。后来开封府的男女老少，没有人不知道包拯是个大清官。民间流传着两句歌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阎罗”是传说里管地狱的神。）
包拯对亲戚朋友也十分严格。有的亲戚想利用他做靠山，他一点也不照顾。日子一久，亲戚朋友知道他的脾气，也不敢再为私人的事情去找他了。
宋仁宗很器重包拯，提升他为枢密副使。他做了大官，家里的生活照样十分朴素，跟普通百姓一样。过了五年，他得重病死了，留下了一份遗嘱说：后代子孙做了官，如果犯了贪污罪，不许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许葬在咱包家的坟地上。
由于包拯一生做官清廉，不但生前得到人们的赞扬，在他死后，人们也把他当作清官的典型，尊称他“包青天”，而儒家正是以教化百姓为天责！历史上儒者们，除了表现出他们对人民生命财产的深切关怀外，并且致力于人民的教化工作，最后则以平治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