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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褒衣博带式”佛衣

概述“褒衣博带式”佛衣
   佛教造像史上两次大规模的风格转变,均发生在南北朝。并且都与“褒衣博带式”佛衣关系密切。前一次约发生在5世纪末,是“秀骨清像”、 “褒衣博带式”佛像的兴起,由此引发的佛像风格在体态、相貌及佛衣样式等方面呈现的本土化特征是最为鲜明的,佛衣外观具有当时士大夫的衣著特点。
  “褒衣博带式”佛衣始见于南朝佛像,并跨地域传播,影响几乎遍及南北朝各地,并传至东邻朝鲜半岛和日本。“褒衣博带式”佛衣对南北朝佛像的影响,从5世纪末至6世纪中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使汉地南北方佛像衣著出现“褒衣博带式”一统的局面,其兴盛程度是其他佛衣样式所不能比拟的。
  后一次风格转变约发生在6世纪中期至6世纪末,并由此奠定隋唐造像的基本格调,学术界常以“面短而艳”、“薄衣贴体”来形容这一造像风格。如果说前一次风格变化最佛教造像传入中土后,本土化进程高度成熟的体现,那么后一次的大规模风格转变,则是由本土化向印度风格的回归。伴随这次风格转变,佛像衣著也发生了变化,山东青州、南京、城都、麦积山、莫高窟一线,包括陕西地区,佛像衣著多呈现为 “褒衣博带式”。同期北方响堂山、天龙山、安阳诸窟等围绕东魏、北齐政治中心邺城(今河北临界漳县)、晋阳(今山西太原)附近的石窟寺,佛像衣著多为“敷搭双肩下垂式”。其中“褒衣博带式”佛衣影响所及,大体包括南朝,北朝西魏、北周辖区,东魏、北齐东部地区,并波及至朝鲜半岛和日本。
 “褒衣博带式”佛衣对中国佛像袈裟披著样式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突出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自“褒衣博带式”佛衣兴起以后,中国佛像衣著中开始出现对带饰的表现,并且已不限于“褒衣博带式”的表现,诸如“敷搭双肩下垂式”及“钩纽式”等佛衣均出现有带饰。此外,带饰的属性也较为丰富,如僧祇支系带、袈裟施钩纽、裙系带等律典中有关沙门服饰系带的规制大多得到体现。其二,“褒衣博带式”佛衣兴起之后,佛像袈裟披著开始出现不同披著样式的袈裟叠加披著的现象,如“半披式”与“褒衣博带式”的叠加披著,“半披式”与“褒衣博带式”的叠加披著等。这两方面的变化均是“褒衣博带式”佛衣出现以前中国佛像所不曾出现的,客观上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像的造像因素,同时也使佛衣构造趋于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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