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将经典文字刻于石头之上的历史可谓久远。据现存资料可知，在秦襄公时期（前772-前766年），已有大体量的刻石，留存于世的就有如《石鼓文》这样的经典之作。中国的刻经遗存十分丰富，其中石刻佛经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形式表现也多种多样，包括经版、摩崖、石窟等，经版如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窟如河北响堂山有专门刻经文的窟室；摩崖则有山东泰山经石峪以及四山摩崖等。
这些石刻佛经的出现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受到儒家刻经的横向影响，二是佛教末法观念的纵向影响，三是北朝灭佛运动的当下催生。
摩崖刻经是产生于北朝末期的北齐时代，并在这一时期达到极盛，这一书法形式成为当时佛教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摩崖刻经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资料，在书法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我国北朝的摩崖石刻主要分布在北齐统治区内的河南、河北和山东省境内，尤以山东境内的泰山摩崖刻经最为著名，泰山的石刻佛经中具体有泰山经石峪、徂徕山，邹城尖山、铁山、岗山、葛山、东平二洪顶等处。其中摩崖刻经包括：经石峪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徂徕山映佛崖《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节文、徂徕山光华寺遗址《十八空》与《佛名》。这部分是中国摩崖刻经的代表。
泰山经石峪刻经，为北齐时候所刻。亦称《经石峪金刚经残字》。位于泰山南麓斗母宫东北1公里处山峪的自然坪坡上。石坪刻面最长处52米，短处26.4米，宽32.2米’面积约1200平方米。经石峪所刻经本为姚秦鸠摩罗什所译的《金刚经》前16分，自“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会卫国祗树孤独园”起至“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止。隶楷书，共47行，每行10-92字不等，字径50-60厘米，按照经文应该是2998字，由于风化剥蚀，加之最后一小部分应是未刻出，近年经过清理，共得1382字（有笔痕者皆记之）。
施蛰存在《金石丛话》中说摩崖有两点好处：“(一)可以永久保存，不易亡失。虽然难免遇到地震山崩，或人为的破坏，毕竟比碑刻经久。（二）刻文字的面积大小随意，不受限制。”这里就指出了摩崖刻经的两个特点，一是永久保存，二是字体巨大。
摩崖刻经具有极大的宗教功能和艺术价值。首先是为了永久保存，摩崖刻经是一种由于末法观念影响和北朝灭佛运动的打击而产生的佛教书法新形式。在末法观念的影响下，出于对佛法灭绝的恐惧，本着护法的目的，加之受到儒家刻经的启发，广大信众广造窟像、大刻石经，力图使佛法永恒，使得石刻佛经活动开始盛行。道宣《续高僧传》中曾记载僧慧思言日：“我佛法不久应灭，当往何方以避此难？”显示了末法思想带来的深深的忧虑。例如云居寺静琬法师曾造出很多经版并将其埋藏，目的是待末法时掘出作经本。邹县铁山石颂上所刻的：“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以及河北响堂山石窟中由北齐重臣唐邕题铭中说：“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谍难求，皮纸易灭。……一音所说，尽勒名山……一托贞坚，未垂昭晰，天神左右，天王护卫”。表露了信众们将佛经刻铭于高山贞石，使之传之后世、留存不朽的目的和愿望，旨在避免再次有灭佛活动而对佛教带来毁灭性打击。
李一在《环境艺术的创造——论北朝摩崖刻经》认为：“将佛经刻于自然的山石，不仅仅是为了保存佛经，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烘托宗教环境的氛围，给人以视觉上的刺激。如果仅仅是为了长久保存佛经，不如采取一般石板的形式，如北京房山云居寺石板刻经，把经文用小字书刻于平滑的石板，密封于坚固的洞窟，即能完整地保存经典，又便于存放，无须刻擘窠大字于山野。况且从摩崖刻经的具体情况看，由于字大如斗，摩崖所刻经文文字有限，最多者不过千余字（经石峪）。没有将佛经全部书刻下来，说明其目的并不是单纯地保护佛经，而是出于制造宗教环境氛围的需要”。北朝摩崖刻经字体巨大，颇为壮观，使得抄经从屋宇走向了自然，从纸张过渡到石材。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其在传播中总要突出他的神圣性、永恒性，佛教与书法结合后，这种要求的最好体现就是在摩崖刻经。石刻浑厚肃穆，巨大的体量占据于天地之间，与自然相联系，体现永恒性和震撼力。摩崖刻经宏大而雄伟，象征佛教的威严与神圣，使人产生敬仰和膜拜之情。摩崖刻经这种形式形象地显示了佛法的浩大庄严，具有强烈的威慑力量。此时书法的审美意趣并非是第一位的，通过字体的宏伟、刻石的艰难、工程的浩大来突出佛法的庄严和永恒，这才是这一时期佛教摩崖刻石书法的意义所在。
古代刻经活动往往先由书者书丹，再由刻者镌刻。书丹者多为佛教界的书法高手。从山东摩崖刻经看到的大多刻经都打上界格，力求齐整，可见书丹者事先对山崖有一个规划设计，充分考虑到整体效果的严整性，并非随意。我们看泰山摩崖石刻中的经石峪石刻《金刚经》，在刻经的整体规模、每字的写刻水准、字径的大小、字口的深度、笔画的刻工等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顶峰，无有能过其项背者。对于泰山经石峪刻经的书法艺术，清代书法家及理论家包世臣在其《艺舟双楫》中曾有独到的评价：“泰山经石峪大字与《瘗鹤铭》相近，而渊穆时或过之。”又云“经石峪大字，《云峰山五言》、《郑文公碑》、《刁惠公志》为一种，皆出《乙瑛》，有云鹤海鸥之态。”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虽然认为北齐诸碑率皆瘦硬，千篇一律’绝少异同，但对泰山经石峪推崇备至，说“经石峪为榜书之宗，《白驹谷》辅之”。“榜书虽别有堂壁，要亦取古人大字精者临写之。六朝大宇犹有数碑，《太祖文皇帝石阙》、《泰山经石峪》、《淇园白驹谷》皆佳碑也”。“榜书亦分方笔圆笔，亦导源于钟、卫者也。经石峪圆笔也：《白驹谷》方笔也，然以经石峪为第一。其笔意略同《郑文公》，草情篆韵，无所不备，雄浑古穆，得之榜书，较《观海书》尤难也。若下视鲁公‘祖关’、‘逍遥楼’、‘李北海’、‘景福’、‘吴琚’、‘天下第一江山’等书，不啻兜率天人视沙尘众生矣，相去岂有道理计哉！”又云：“东坡日：‘大字当使结密无间。’此非榜书之能品，试观经石峪正是宽绰有余耳”，“作榜书须笔墨雍容，以安静简穆为上，雄深雅健次之。观经石峪及《太祖文皇帝神道》，若有道之士，微妙圆通，有天下而不与，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气韵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绝，岂暇为金刚努目邪”？对之可谓推崇备至，喜爱至深。
泰山摩崖石刻中的经石峪石刻《金刚经》由于深居山中，字径较大，不容易拓摹，因而被人们认识较晚。直到清中叶，随着碑学理论的兴起，经石峪摩崖《金刚经》才逐渐为书家所推崇。它的书法艺术对清代的包世臣、刘墉、俞樾、康有为、李瑞清、曾熙等书家以及整个清代书坛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