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佛教造像

南朝历宋、齐、梁、陈，共170年。在文化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心在南方，陈寅恪云：“南北朝有先后高下之分，南朝比北朝要先进，这可从经济生活、社会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看出。”又云：“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研究分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是（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期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临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大一结集者是也。…….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制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并且“（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北齐帝高欢言：“江东萧衍者 ，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南朝文化应为当时中国南北方的主流文化。 佛教在南朝也是相当兴盛的。汤用彤先生言：“溯自两晋，佛法隆盛以来，帝王间有崇释教者，如东晋明帝、袁帝、简文、孝武为其著者。”“其后宋齐梁陈丝带常有帝王造寺。宋文帝、孝武帝、明帝、齐高帝、武帝、梁武帝、简文帝、陈后主各有建造。梁武所建最多，亦最壮丽。”据《辩论整》《法苑珠林》载梁有寺2846所，都下建康有寺700余所。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史上两次大规模的风格演变，也均出自南朝，较早的一次是想褒衣博带式“秀骨清像”风格的转变，一次是南北朝末期想薄衣贴体式“面短而艳”风格的转变。南朝佛教造像也影响波及至百济、日本等周边地区，成为南北朝文化组成部分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南京栖霞石窟、浙江新昌宝相寺、四川成都地区是目前所知留存南朝佛教造像较集中的地区。需要指出，青州在南北朝的大段时期归北朝管辖，因其有归属南朝的历史并且处在佛教造像南北两大板块之间，将其纳入南朝造像研究，可辅助队南朝造像延伸性的认识。 有关建康栖霞山造像研究，20世纪30年代，向达先生曾两度对其进行考察，从文献研究的角度，对有关后世庄严龛像的铭文进行论证，阐述了千佛岩的发展及沿革，并就隋代舍利塔作了许多见解独到的论述。宿白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对栖霞山造像也作了大量研究，其80年代发表的《南朝龛像遗迹初探》一文，极具学术权威性，同文也对新昌宝相寺大佛及千佛岩佛像的原有风格进行了分析论证。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先生也有相关学术见解。但由于栖霞山造像被水泥涂敷，深入研究受到很大限制。 成都地区南朝造像出土数量最多，保存也较为完整。造像数量较集中的出土点约有三处：万佛寺、西安路、商业街。研究万佛寺造像参考最多的是刘志远、刘延壁于1958年编著出版的《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一书，现在看来书中疏忽、讹误之处较多，冯汉骥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也发表了相关介绍性文章。西安路、万佛寺、商业街的发掘报告近两年陆续发表，相关研究才得以进行。四川地区南朝造像的研究，日本学者进性得较为领先，却多限于对单件作品的考察。 总的来看，因受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南朝佛像尚缺乏详细分类、分期及深入系统的研究，其发展演变无序可循，许多重要的佛像因素无法体现其学术价值。对南、北两地造像如何互相影响一直无法定论，直接导致了南朝造像研究的滞后及学术上呈现北重南轻的局面，这与南朝当时佛教造像的兴盛极不相称，在此状态下得出的对北朝造像的研究也是不全面的。 由于栖霞山造像近年来水泥剥离工作的进展，结合四川、青州地区大规模的造像出土，对南朝这一时期佛教造像作较全面的研究已成为可能。尤其是对南朝造像的断代，将为同期南、北造像风格比较提供依据，并使南朝造像向北方传播的大致轨迹得以呈现，同时也引发对南北朝时期造像传播格局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