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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路上的“佛道之争”

   自道教初兴,佛教东来,初期二者颇有相依相杂好似一家之感,因两者所标义旨,间有相同。但到了后来,道家对于输入中国的外来佛教拥有过多信奉者,而与之发生冲突,历经汉、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都处于争执不休之状态。


   佛道多争最见于东汉,事发于迦摄摩腾与诸道士论难。三国时,曹植作《辩道论》批难神仙说的诈妄。西晋时,帛远与道士王浮间也有“佛道之争”,王浮更作《老子化胡经》,为后世提供了强有力的论争材料。“佛道之争”趋于白热化则是在南北朝以后,当时,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开创“新天师道”,并使之国教化,确立道教的宗教教团。南朝宋的陆修静、梁齐的陶弘景对道教经典的整理,并予以体系化,对社会的影响也相对增加。这些“新道派”的兴起,从而为道教和佛教的抗衡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到了北朝时期,孝明帝正光元年,宫中也有了对佛道二教的论争,即清道观的道士姜斌与融觉寺的沙门昙无最,二人就老子和佛陀的出世先后为对论主题,论争结果,姜斌被论破而沦落到流放马邑的地步。此外,在北朝因“帝王宠道”的缘由,佛道的抗争受到了当权者的政策压迫,先后出现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大规模灭佛事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事件。


   灭佛事件的发生,使得道教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当时的楼观派,更是抵达了鼎盛期。


   与北朝相比,南朝的佛教之争,只是在义理上的争辩,而没有诉诸武力,而且,在佛道二教激烈斗争的同时,还有人持调和论。


   不过,无论二道如何争执不休,佛教对道教的影响还是个不争的事实。比如,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善恶报应”、“天道承负”的教义,就是吸取了佛教中“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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