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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雕造像鉴赏
南诏国佛教造像-崇圣寺、剑川石窟
2013-11-12 15:36

 

南诏国佛教造像

 

      南诏又名蒙舍诏,原为南大理附近六诏之一,“诏”即夷语“王”,六诏分布于洱海地区的六个部落政权,分别是蒙舍诏、蒙嶲诏、越析诏、浪穹诏、邓赕诏、施浪诏。其中蒙舍诏因地处诸诏之南,故名南诏。

      7世纪至9世纪,约略与唐王朝相当的时间里,南诏国得以建立,在开国君主细奴罗(649—674在位)的率领下,势力趋于壮大,唐中央政权为达成制衡吐蕃的目的,对南诏政权给以扶持,南诏势力迅速壮大,第四代君主皮逻阁在开元二十六年(738)统一六诏。政治中心在今大理地区,8世纪中叶至9世纪末,国势达到鼎盛。这个集乌蛮、白蛮为一体的少数民族政权,向北扩张至大渡河以南,西北毗邻吐蕃,东至贵州遵义及广西西部,南至越南、泰国及缅甸北部,边疆大国的地位得以确立。并最终选择依靠吐蕃对抗唐兵,遂成为唐朝的又一边患。“天宝战争”后,南诏摆脱了唐朝羁绊,巩固了其政权地位。
      有关南诏佛教的状况,正史记载甚少,《蛮书》《新唐书》《旧唐书》及《资治通鉴》均对南诏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有较详细的记录,唯佛教涉及甚少。
南诏信奉的佛教又称阿吒力教,或称滇密,为南诏佛教的主要形式,这是将印度佛教与云南本土巫教融合的地方佛教。阿吒力可解释为规制仪范传授师。《云南图经志》:“僧有二种,居山寺者曰净戒,居家屋者曰阿吒力。”《康熙大理府志》:“阿吒力,其业头陀而有家室。”可知阿吒力为在家修行僧人,并可娶妻生子。有学者认为南诏大理时代的阿吒力教,还处于杂密的法术信仰阶段,重视灌顶、息灾、祈福、度王等功利性的实践方式,尚未发展成为理论体系完备的纯密。
早在贞观年间,天竺密教已渗入云南,《故考大阿拶哩段公墓志铭》载:“唐贞观乙丑年(629),观音自乾竺来,率领段道超、杨法律等五一始之僧伦,开化此方,流传密印, 译咒翻经。”这里的观音应是云南阿吒力教的创始人。
       至南诏第三代君主盛罗皮时期(?—728),密教已在南诏民间开始流行,《龙关赵氏族谱叙文》:“蒙盛罗时,天竺人摩伽陀阐瑜伽教,传大理阿左梨辈,而赵氏与焉。”   《万历云南通志》:“摩伽陀,天竺人,蒙氏时卓锡于腾冲长洞山,阐瑜伽教,演秘密法,祈祷必应,至今云南土僧名阿吒力者,皆服其教。”
       与此同时,在8世纪初,唐朝佛教开始播及、影响南诏,元李京《云南志略》:“开元二年(714),南诏遣其相张建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书。”现存大理市太和村的南诏《德化碑》,讲述在南诏第五代君主阁罗凤时期(748—779在位)开三教,宾四门。三教即儒、道、佛。该碑约落成于唐大历元年(766),记载了南诏王阁罗凤与唐军于天宝十三年(754)发生“天宝战争”的起因、战事过程,并明示与唐有修好之意。所录内容详实可靠。阁罗凤时期或8世纪前半叶佛教已明确得到统治阶层的认可和推广。
       这以后在南诏佛教较可信的记载有《蛮书》卷十,咸通四年(863):“正月初六日寅时,有一胡僧,裸形,手持一杖,束白绢,进退为步,在安南罗城南面。本使蔡袭当时以弓飞箭当胸,中此设法胡僧,众舆扶归营幕。”此为作者樊绰所见,当属实。《新唐书.南诏传》:“乾符二年(875)已末,自南诏叛,天子数遣使至其境,酋龙(世隆)不肯拜,使者遂绝。??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摄使往,酋龙与其下拜谒且迎。”《太平广记》:“乾符二年,韦陀将军童真告宣律师曰:西耳河火袤百里,广三十里,中有洲岛。古寺经像尚存,无僧住持,时间钟声,百里殷实,每三年供养古塔。其如戒坛二重,塔上有覆釜。彼士人见塔每放光明,即以素食祭之,求福炸世。”几则记载显示,在9世纪中期,南诏佛教已广为流行,经、像、寺、僧俱全。值得注意的是《蛮书》中描述在两军阵前作法的胡僧,应为南诏军中卜吉凶的阿吒力教僧人。天宝战争中,南诏军得到以多得阁皮为首的阿吒力僧人协助,念咒行法,激励士气。这也符合阿吒力行教诡秘,甚至怪诞的特点。
       南诏佛教造像,据明杨慎《南诏野史》录,劝龙晟(809—816在位)以金3000两,铸佛三身,劝丰祐(823—859在位)时,大理崇圣寺有佛像多达11400身。至五代初的安国七年(909)郑买嗣(903—910在位)造佛一万尊,野史所记是否为实数,不得而知,却可以看出9世纪初至10世纪初南诏造像的兴盛。今大理剑川、安宁、永昌等地仍保存部分南诏佛教遗迹。较为著名的大理崇圣寺雨铜观音、剑川石宝山石刻。流失海外的《南诏图传》也是现存唯一代表南诏佛教绘画水平的珍品。
 
 


(一) 崇圣寺雨铜观音

 

 
  今大理寺崇圣寺是南诏国都城苴芋城的著名佛寺,明《南诏野史》丰祐录:“开成元年(836),王嵯颠建大理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李贤者,定立三塔……自保和十年(833)至天启元年(约840)功始完。匠人恭韬、徽义、徐立。”据南诏圣治六年(894)写经《护国司南抄》卷首序文中“内供奉僧崇圣寺主密宗教主赐紫沙门玄鉴”,可知该寺为密教王家寺院。
   崇圣寺毁于清末,佛寺最为著名的是其供奉的铸像雨铜观音,高约8米。《南诏野史》:“光化庚申三年(900)铸崇圣寺丈六观音,清平官郑买嗣合十六国铜所铸,蜀人李嘉亭造像。”文中对观音像的尺寸,铸造者给予了说明,这身大像的建造,经由四川地区而来,可以看出,南诏和四川保持着佛教交流。“雨铜”缘由有多种,胡蔚注曰:“一说,唐天宝间(742—755),崇圣寺有僧募丈六观音像未就,夜忽雨且视之,铜也,即取以铸像像成,白光弥覆凡三日夜,至今人称为雨铜观音。”《滇释记》:“禅陀子……随李贤者建崇圣寺,欲造大士像,师于城野募铜斤,随获随见沟井便投其中。后忽夜骤雨,旦起视之,遍寺皆流铜屑,遂用鼓立像,高二十四尺,像成。余铜铸小象一千尊。像如吴道子所画,细腰跣足。时像放光,弥覆三日夜,至今春夏之际每现光云,世传雨铜观音也。”天雨化铜,属讹传,而细腰跣足却与密宗造像特征相合。观音在南诏被视为开国神袛,为最常见的佛教造像题材。这尊造像在清代复经修补,在文革期间被毁。
 

 

(二) 剑川南诏佛教石窟造像

 

 
  剑川石窟位于云南剑川县西南约30公里的石宝山,包括沙登箐、石钟寺、狮子关三处石窟群,共计16窟,造像139躯,多为南诏、大理国时期遗物。其中明确为南诏时期佛教石窟,仅有沙登箐第1窟。
  沙登箐石窟现存窟龛5个,第1窟内正壁分上下两层开龛,上层为浅浮雕5龛,下层有深龛4个,在下层一龛内雕有两身坐佛,均作螺发,右像弥勒倚坐(图122),左手扶膝,右手上举施说法印,双足各踏一莲苑,着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外披半披式袈裟,衣襞覆坛,且外展下垂。左像阿弥陀佛结跏趺坐,手结禅定印。仰莲坛基下方刻有造像铭文:“沙追附尚邑三晱白张傍龙,妻盛梦和男龙庆、龙君、龙世、龙家、龙千等,有善因缘,敬造弥勒佛阿弥陀佛,国王天启十一年(850)七月二十五日题记。”这也是剑川石窟唯一南诏纪年像龛。造像风格与同期四川地区石窟造像较为相似。剑川地区归属南诏管辖,是在唐贞元十年(794)唐军与南诏协力击溃吐蕃之后,南诏纪年窟开造的上限应在贞元十年以后。
  纪年龛右侧龛内雕坐佛一尊,螺发,结跏趺坐,着半披式袈裟,左手掌心向上平置足上,右手下垂施降魔印,坐于仰莲座上,造像风格与左侧双佛相似。纪年龛左侧龛内雕坐佛一尊,为倚坐弥勒佛,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左手肘部残,似作扶膝状,右手上举施说法印。衣襞覆坛,且外展,双足各踏一仰莲。
  该龛左侧凿一小龛,内调观音菩萨立像一身,为高宝冠,宝缯垂肩,披帛敷于两肩,交于腹部,再绕于双肘部,呈外展下垂至身体两侧。下身着长裙,菩萨体态未作刻意表现,为披帛、长裙所掩。与唐代菩萨的“S”形身躯及崇圣寺雨铜观音的“细腰跣足”风格不同,而更接近云南巍山出土的爨氏时代菩萨立像。衣襞外展是汉地南北朝时期佛衣及菩萨装的造型特征,至唐代,外展衣饰在北方及川地均趋于内敛,该窟有两尊佛像及一尊菩萨像衣襞外展,或可视为爨氏时期造像风格的延续。此外,沙登箐区的毗沙门天王及大黑天神也应是南诏遗迹,风格与唐天王相似。
 
 
 

(三) 安宁王仁求墓碑石刻

 

 
      王仁求墓位于安宁市鸣矣河葱蒙卧山上,墓主为爨时末至南诏初人,官至唐河东州刺史,其墓碑高281厘米,宽150厘米,底部最厚处达250厘米,该碑立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碑首刻有两条唐碑常见的长脚虬龙,碑座刻赑屃,碑额凿一佛龛,内刻两佛并坐像,头部均残,佛衣也残损不清,两佛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莲坛基上,这也是一件纪年明确的南诏佛教遗迹。
      陵墓前原有石雕狻猊一对,出土时毁坏一件。相传狻猊为滇藏地区猛犬“獒”,其身大如骡,当地人用其抵御强暴,在剑川石钟山石窟南诏王像座前及《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中均有其形象。
 

 

(四)南诏图传

 
     《南诏图传》现藏日本京都友邻馆,长卷由绘画和文字两部分组成,画卷末款识为:“巍山掌内书金券赞卫理昌忍爽王奉宗等,谨按巍山起因、铁柱、西洱河等记,并国史上所载图书。圣教初入邦国之原,谨书图样,并载所闻具列如左,臣王奉宗等谨奉。中兴二年三月十四日,信博士内常士酋望忍爽臣张顺、巍山主掌内书金券赞卫理昌忍爽王奉宗等谨。”
       题记显示该长卷绘画依据“巍山起因”、“铁柱”、“西洱河”、“国史”四部分绘制而成,主要表现了南诏初期细奴罗父子于巍山,受到梵僧观音七度点化而信奉佛教的传说,及大将军张乐进求率各部落首领九人共祭铁柱两个主题。图中出现观音菩萨立像三身,均头戴高宝冠,冠中饰化佛,宝缯垂肩,细腰跣足立于仰莲坛基之上,左手于腹前下垂,右手上举施说法印,上身裸,饰项圈、臂钏、手镯,下身着紧身长裙,披帛饰于腰部,于身体两侧下垂。观音菩萨绘于中兴二年,即公元899年,已是南诏晚期。可以看出,最迟南诏在9、10世纪之交,即南诏末,菩萨造像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与9世纪中期菩萨风格相去甚远。该像较沙登箐第1窟中下层龛中的观音立像,风格已有了很大的变化,描绘时间与崇圣寺“雨铜观音”的公元900年只差一年,且也是“细腰跣足”,两身观音造像风格应相差不大。
      长卷文字部分有舜化贞帛帝敕文:“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立,或于蕃汉而来,奕代相传,敬仰无异。因此兵马强盛,王业克昌,万姓无妖扎之灾,五谷有丰盈之瑞。然而朕以童幼,未搏古今,虽典教而入邦,未知何圣为始誓欲加心供养,图像流形,今世后身,除灾致福。因问儒释耆老之辈,通敕付慈爽,布告天下,咸使知闻。中兴二年二月十八日。”
      这段文字对认识南诏立国之前云南地区的佛教,有如下启示:a.舜化贞皇帝所知南诏佛教的传入者是梵僧观音,这也是长卷图绘部分以观音点化开国君主细奴罗的原因;b.梵僧观音并非云南佛的第一传人,舜化贞肯定了在更早的时间,佛教已传入云南地,即“其来有上”、“虽典教而入邦”,而以其博古之识欠缺为由,即“童幼未搏古今”,对早期佛教由谁传入给予回避,即“未知何圣为始”;c.对梵僧观音之前佛教的传入,文章开头给予了含糊的解答,即可能来自印度、汉地或吐蕃。
 
最后更新于: 2014-04-30 11:43
 
四川唐窟之安岳、大足石窟与资中重龙山摩崖造像
2013-11-04 10:06

四川唐窟之安岳、大足石窟与资中重龙山摩崖造像

   安岳境内石窟造像丰富,散步各乡造像遗址多达140余处,时间跨度由唐至明,其中唐代遗存较为著名的有卧佛院、千佛寨、三堆寺等。
   卧佛院位于安岳县城北约25公里的八庙乡,现存窟龛139个,造像1500余身,第3龛为释迦涅槃变。主像卧佛造于盛唐,该像距地面约5米,依山而造,总长23米,头朝东,面向南,左肋而卧,不同于经文仪轨“北首右肋卧”。佛作螺发,额起白毫相,枕于莲纹方枕。卧佛迎面一侧,脚旁雕金刚力士一身,双膝部位雕一背影坐像,或为佛母摩耶夫人。卧佛背与山体之间,雕释迦临终说法图,佛结跏趺坐,左手扶膝,右手施说法印。头作螺发,内着僧袛支,外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佛之左右及前排带哦弟子十身,菩萨二身,力士一身,后排雕天龙八部。
  卧佛今存40余个刻经龛,内容有《阿弥陀经》《佛说报父母恩重经》《灌顶随愿往生十方净土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等计20部,并有《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自序》题记显示,刊刻经论自序耗时一年,从高宗龙溯三年(663)起至麟德元年(664)结束,经文内容的刊刻工作应在麟德元年之后展开,今刻经龛中有许多刻有纪年,迟至开元二十三年(735),经文刊刻仍在进行。
  千佛寨位于安岳城西约2.5公里的大云山麓。在南北约500米的山岩间开凿石窟105个,造像3000余身(图121),石窟开凿于隋开皇年间,历唐、五代,止于宋。唐代窟龛以第51、96龛为代表。
  第51龛为圆拱形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弟子及菩萨身后浮雕天龙八部,龛外两侧各雕力士一身,主尊释迦佛自胸部以下已剥蚀,左手残,右手施说法印。第96龛作药师经变,平顶方形龛,内为一铺九身像,主尊药师琉璃光佛,结跏趺坐于亚形坛基上,衣襞覆坛,螺发,面残,左手扶膝,右手残,内着僧袛支,外披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身后有背光、头光,头顶上方刻华盖,背光两侧各浮雕一株菩提树,华盖两侧各雕飞天一身。主尊两侧各雕四身菩萨立像,身份为:文殊观世音、得大势、无尽意、宝檀花、药王、药上、弥勒。龛下正面刻十二夜叉神将:宫毗罗、跋折罗、迷佉罗、安捺罗、安恒罗、摩涅罗、因陀罗、波异罗、摩呼罗、真达罗、招度罗、鼻竭罗。左侧壁浮雕十二大愿,右侧浮雕九横死和千佛,所刻内容多为宣扬药师佛避祸生福之法力。
   大足石窟位于重庆市西大足县,石窟遍布全县,内容涉及佛教、道教,尤以唐末至南宋造像最为精彩。佛教造像主要有北山、宝顶山、妙高山、石门山、七拱桥、灵岩寺、玉滩圣水寺、尖山子等。唐代造像群则集中在距县北两公里的北山,分布在佛湾、营盘坡、观音坡、佛耳岩等处。其中又以佛湾数量最多。
  有关北山造像的开造,据北山韦君靖碑记载,由昌州刺史韦君靖建于唐昭宗景福元年(892),时“天下骚然,蝗旱相仍,兵戈四起“。韦君靖率义军讨除逆党,“卜筑当镇西北维龙岗山建永昌寨。……出金仙,现千手眼之威神,具八十种相好。”
  佛湾龛像造在长约300余米的崖壁上,分南、北两部分,窟龛编号290个。唐代纪年龛有:乾宁二年(895)观音龛、乾宁三年(896)、日光菩萨、月光菩萨龛(第26龛)、乾宁四年(897)阿弥陀佛、救苦观音、地藏龛(第240龛)、光化二年(899)三世佛龛(第50龛)、天复元年(901)千手观音龛(第243龛)、天复三年(903)千手观音龛(第51龛)。保存较好的唐龛有第3、5、9、10、52、245、243等。造像题材有弥勒陀佛、千手观音、毗沙门天王、观音菩萨、地藏菩萨等。
  第3、5龛均作毗沙门天王造像。第5龛作平顶敞口龛,正壁主尊为立像,戴方形宝冠,身披铠甲,左手作托举状,所托之物已毁,右肘上抬,手部已毁,饰头光,两足之间雕地天头像,双足各踏一夜叉。天王左右后排分别侍立散脂大将和深沙大将,皆饰头光,前排左右侍立供养人像。
  第9龛,正壁雕造千手千眼观音像,观音倚坐亚形坛基上,双足各踏一只仰莲,胸部双手合十,腹前双手结禅定印。宝冠之上,双手捧一化佛两侧各手多执法器,如瓶、妗,镜、轮、杵、盾、弓等,身后饰头光、背光。环绕背光,数朵祥云由上而下分作四层,云中浮雕飞天、五佛、雷神、雨师、鸠摩罗天、摩醯首罗天、文殊普贤等形象。第243龛亦作千手观音,主尊造型与第9龛相似,龛顶作两身飞天,主尊两侧各雕一身侍立者,左像左手执经卷,右手执杖,右像双手捧莲。龛外左侧有天复元年造像题记。
  第245龛作观无量寿佛经变相,艺术造诣极高。为平顶方形敞门槛,顶部中央刻莲花,以四身飞天环绕,正壁居中雕西方三圣,均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主尊弥勒陀佛,螺发,饰背光。左观音菩萨,右大势至菩萨,戴高宝冠,饰头光、背光。三像背光上方均雕有华盖,并有四束毫光由主尊上方射出,穿越上部浮雕出的西方极乐净土。三尊像下部浮雕九品往生,最下层及龛外左右壁刻十六观等内容。
  资中重龙山摩崖造像位于县城北约1里,是资中县万窟造像中时间最早的造像群,开凿于中唐。现存窟龛170余个,造像1700余身,规模居资中石窟造像首位。中唐至晚唐像龛为同期川中常见形式,作平顶方形敞口龛,题材有千手观音、毗卢遮那佛、毗沙门天王、维摩诘经变、地藏菩萨等。以第93、113、58、23、54等龛为代表,造于中唐至晚唐。
93龛,作平顶方形重龛,内龛楣雕单檐垂杖,正壁雕毗卢遮那佛,两侧胁侍二弟子、骑狮文殊菩萨、乘象普贤菩萨、二侍立菩萨、二天王及二力士。这铺造像的三壁上方浮雕天龙八部。第113龛正壁雕千手观音,倚坐,戴高宝冠,胸前的双臂毁坏,腹前双手结禅定印,另双手扶膝。余下手臂呈圆形放射状,各手多执法器。千手上端两侧各浮雕五身坐佛,两侧壁满刻佛、弟子、菩萨、诸天、护法神众等,该龛造像众多,布局规整有序,雕刻极为精美。
  第58龛为毗沙门天王龛,天王身穿铠甲、戴方形高冠,左手托塔,右手作握拳状,所握之物已毁。双足各踏一夜叉,于两足之间造地天头像。天王两侧各侍立有胁侍立像一身,左侧为持斧武士,右侧女像手持鬼头。
  第23龛在横长方形的正壁作维摩诘经变,右侧刻维摩诘像,双手执扇,坐于庑殿式建筑之内,面向文殊,左侧带哦文殊菩萨倚坐于束腰坛基之上,双足踏一仰莲,右手上举白锤,左手扶膝,面向维摩居士,身后饰头光、背光,围绕两尊像,三壁满刻弟子、菩萨、诸天。
  四川唐代除开造为数众多的中小型龛像外,巨形大佛的开凿也尤为兴盛。进入盛唐后,四川地区兴建的大佛有乐山凌云寺大佛、安岳卧佛、潼南大佛集禹迹山立佛等。同期北方也出现了莫高窟130、96窟倚坐弥勒大佛,与四川坐佛题材一致。
  潼南大佛位于潼南县西约一公里的培江岸边,依山而造,大像高18.4米,为倚坐弥勒佛,螺发,内着僧袛支,外披钩纽式袈裟,左手扶膝,右手置于腹前,掌心向上。该像约在咸通十四年(873)开造,完成于北宋末年。
  唐代规模最大的坐佛数四川乐山凌云寺倚坐弥勒佛,大像开凿在凌云山西壁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汇之处。佛作螺发,佛衣已风化不可辨,《乐山县志》记载,该佛顶围十丈,目广二丈,高三十六丈。开元年间,由海通法师开造,经后续者韦獆等人的努力,于贞元十九年(803)完工。今人测得佛高58.7米,位列世界第一大佛。

 

最后更新于: 2013-12-02 14:04
 
四川唐窟之广元、巴中、夹江千佛崖诸石窟
2013-11-04 09:52
四川地区唐窟造像
   北方石窟艺术,在北朝至盛唐持续了高度繁荣,经历了安史之乱及唐武宗会昌法难之后,寺院经济及佛经、佛像均遭受重创,北方石窟艺术持续衰落趋势。四川深处腹地,曾有过军事冲突,却未爆发大规模战争,社会秩序稳定,经济繁荣,唐代陇右及河西诸州所需军资多取自蜀地,有“天府之藏”的美誉。
  玄宗和僖宗避乱均选择入蜀,同时也将中原文化艺术带入四川,其中就有大批经像、宗教画人和高僧,出现“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的局面,加之这里旧有深厚的佛教文化渊源,遂使四川在盛唐后,逐渐取代北方成为石窟造像的重心。
  四川石窟造像历中晚唐、五代、两宋,400余年兴盛不衰。石窟主要分布于北川、川西和川中,其中川北较为著名的石窟以广元千佛崖、皇泽寺、观音崖及巴中石窟为代表,川西石窟以夹江千佛崖为代表,川中石窟有大足、潼南、安岳、资中等窟。
 
  四川唐窟之广元、巴中、夹江千佛崖诸石窟
  广元石窟位于金牛古道之上,地处嘉陵江上游,为由秦入蜀的要冲。现有资料显示,至迟在北魏晚期,广元地区已开窟造像,西魏、北周和隋延续不断,至唐开元年间,造像趋于鼎盛。广元现存唐代摩崖石窟三处,均开凿于嘉陵江两岸崖壁之上,沿江东岸有千佛崖,对面西崖为皇泽寺,另外是位于广元市西南15公里的观音崖。
  广元千佛崖原南北长约200余米,清咸丰四年碑记载全崖共计造像17000余身,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因修筑川陕公路,南段崖壁被毁,现存大小龛400余座,造像约700身。造像多建于北魏、隋、唐,以后历代多为庄严龛像,少有开凿。北朝洞窟留存有大佛窟(第7窟)和三圣堂(第21窟),隋窟1个,为北大佛窟(第38窟),另出土观音菩萨残像一件。唐代是千佛崖造像的高峰期,开窟约87个,另有众多小龛,较著名的有神龙窟(第11窟)、莲花洞(第13窟)、菩提瑞像窟(第33窟)、大云古洞(第16窟)、释迦多宝窟(第2窟)及睡佛洞(第4窟)等。
  神龙窟平面呈马蹄形,穹窿顶,窟高约3.6米,宽约3.25米,深1.8米,石窟前壁已崩毁,正壁造倚坐弥勒佛,左手扶膝,右手上举,佛作螺发,饰光头,内衣为僧袛支,多披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紧贴束腰坛基两侧各塑小力士一身,由窟内右壁上方造像题记可知,该窟应建于中宗神龙二年(706)以前。
莲花洞位于千佛崖南段下层,南临大佛窟,今前壁已毁,石窟为横长方形,穹窿顶,高约3.6米,宽5.5米,深4米。正壁及左右侧壁三壁环坛,坛上三壁居中各开一龛,龛内雕造一佛二菩萨,其中正壁主尊为倚坐弥勒佛,左、右壁主尊均为结跏趺坐(图119)。除三大龛外,窟内还散刻有许多小龛,其中一小龛铭文显示该龛完成于大周万岁通天元年(696),据此石窟主体工程应完成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以前。
  该窟右壁主尊的造像因素,已显出密教造像的一些特征,像为螺发,顶部饰璎珞,着右袒袈裟,左手置于腹前,掌心向上,右手扶膝,衣襞覆坛于方形坛基上。《陀罗尼集经》卷一描述密教主佛教造像仪轨:“其作像法,于七宝华上结跏趺坐,其华座底戴二狮,其二狮坐莲花上。其佛右手者,伸臂仰掌当右脚膝上,指头垂下到于华上。其左手佛颈亦著七宝璎珞,其佛头顶上作七宝天冠。”玄奘《大唐西域记》第八卷《摩揭陀国》对这一像制有较清晰的记载:“见精舍内佛像俨然,结跏趺坐,右足居上,左手敛,右手垂,东面而坐,肃然如在,座高四尺二寸,广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两膝相去八尺八寸,两肩六尺二寸,相好具足。”“垂右手者,昔如来之将证佛果,天魔来娆,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来告曰:‘汝勿忧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谁为明证?’如来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证’,是时第二地神蛹出作证,故今像手徼昔下垂。”将文中描述于主尊比较,虽有未及严谨之处,但在手印及颈部璎珞方面等均与经文描述一致,所造应为密教最高尊神大日如来,或曰毗卢遮那,由发生时间看,这应是在开元三大士来华以前出现的密教造像。此外该窟造像将弥勒与毗卢遮那并置一窟之中,可以看出同期川北佛教具有显、密双修的特质。
  同期密教题材的造像还出现在菩提瑞像窟,位于千佛崖高处,为平顶敞口窟,高、深均3.3米,前宽3.6米,后宽4.1米。窟内三壁造有高坛,正壁高坛之上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尊结跏趺坐于束腰坛基上,高坛下主尊前方两侧各造一身力士像。左右侧壁高坛上造弟子12深及伎乐5身,该窟主尊着右袒袈裟,头戴高宝冠,颈部饰璎珞,臂饰钏,肘饰镯,手印于莲花洞主尊相同。该佛应是密宗毗卢遮那佛。右壁建成应在唐睿宗年间(710—712),早于“开元三大士”来华。与该窟左侧相邻的是弥勒窟,两窟构成双窟,为显、密共修的又一实例。
  菩提瑞像窟正壁主体造像群,对密宗造像仪轨表现的较莲花洞更丰富,《陀罗尼集经》卷一记:‘其佛右边作金刚藏菩萨像,像右手屈臂向肩上,手执白拂,左手掌中立金刚杵,其一端者从肩上向外立着。咒师于佛前左右胡跪,手执香炉。其佛光上作首陀会天散花形。’该经卷二《画一切佛顶像法》又记:“其像背后画双树形,树上画作垆醯陀迦布瑟波形,间错树叶。”今略作比较,正壁佛右侧胁侍菩萨为手持净瓶之观音,造作与经文描述吻合。佛背光两侧凿有大树两株,树冠延伸至窟顶,背光之上有三身天神及两身飞天,应为文中首陀会天。正壁高坛上雕有二身跪人,似为文中所述咒师。该窟是初唐对经文仪轨反映最为贴切的大日如来。
   以现存实物看,在开元三大士来华之前,汉地及新疆地区密教造像已开始出现,如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及广元千佛崖,莫高窟主要为十一面观音像,未见大日如来造像,龙门擂鼓台北洞大日如来造像,龙门擂鼓台北洞大日如来除头戴饰有化佛的宝冠外,其余如来坐姿手印、佛衣佩饰均与广元千佛崖相似,应是相同仪轨下的规范制作。两地造像发生时间相近,均在7世纪末,龙门似要略早。前文已述新疆地区,于阗密教在7世纪末已开始流行,并有僧人陆续将相关经籍介绍至东洛,时于阗佛教遗迹中叶出现密教造像。
  在印度,6世纪大乘佛教开始密教化,7世纪初在印度趋于兴盛,并影响波及汉地。唐代,南天竺僧人菩提流支于永淳二年来华,高宗遣使迎接,所译密典约十部,天竺僧人另有无极高于永徽三年(652),至长安敕令慈门寺安置,应邀于慧日寺犍陀罗尼普集会坛,为京城僧俗所罕见。并由《金刚大道场经》中摘要译出《陀罗尼集经》十二卷。玄奘于贞观三年(629),由长安出发西行求法,往返历时20余年,回洛阳之时,武则天亲临迎接,译密教经籍十三部。加之7世纪末于阗僧人天智、实叉难陀等向内地输送密教译籍,唐在7世纪末以前传入汉地的密教译籍多 属杂密、杂咒,而少有原来开元三大士所译的纯正密教经典,却在社会上形成了对密教的认识基础,长安和洛阳两个密教中心已初步形成。
  记载中,汉地出现密教绘画的时间,也较现存实物要早,初唐尉迟乙僧在内地佛教绘画所涉及的密教题材,在诸多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一《尉迟乙僧》:“贞观初,其国以丹青功妙,荐之阁下……乙僧今慈恩寺塔前面中间功德,叉凹桎花,西面中间千手千眼菩萨,精妙之极。”《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慈恩寺……塔下南门,尉迟画。西壁千钵文殊,尉迟画。”尉迟乙僧于贞观初年在长安慈恩寺绘有千手千眼观音和千钵文殊。
  唐代,密教及其造像艺术在开元年之前,已由印度及于阗僧人像内地输送,这些僧人的最终目的地多为两京长安或洛阳。四川地区同期密教图像的传入途径尚不明晰。《宋高僧传》卷二十五《唐梓州慧义寺清虚传》记载了川地僧人清虚从事的密教活动,“长安二年(702),独游蓝田悟真寺上方北院,旧无井泉,人力不及……时华严大师法藏闻虚持经灵验,乃请祈泉……自此居者无患,神遂移去。”记载显示初唐武周年间,四川密教已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盛唐是千佛崖开造的高峰,以大云古洞、释迦多宝窟及睡佛洞为代表。其中大云古洞为平顶方形敞口窟,窟约高3.8米,宽5.6米,深10.6米,属千佛崖较大的洞窟。紧贴后壁的柱体正面塑阿弥陀佛立像一身,跣足立于仰莲座上,着通肩袈裟,阶梯衣纹,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残,饰有背光和通项头光。中心柱左右侧壁开小龛,内刻菩萨立像,后壁北中心柱分为两块,各开一方形大龛,内刻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龛外两侧壁刻各刻力士一身。主室左右侧壁由上而下分四层刻菩萨立像,均立于仰莲座上。该窟外壁有开元十年(722)“行孟州大都督府长吏韦功德记”。
   释迦多宝窟为平顶方形敞口窟,正壁坛基上两佛均结跏趺坐,衣襞覆坛,佛头均为螺发,左侧坐佛着通肩衣,右侧佛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二佛身后有通顶背屏,上浮雕头光及天龙八部造型。屏风两侧雕二弟子二菩萨胁侍立像,屏风后正壁及左右侧壁开小龛,内雕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及十王诸尊像。
   睡佛洞为平顶方形敞口窟,窟内中心塑一铺十三身像,主尊为释迦佛涅槃像,今头已不存,身体也残缺。卧像身后刻众弟子举哀,头部多毁。窟内三壁浮雕刻有碾盘经变故事,其中左壁内侧刻焚棺图,金棺之上线刻腾空烈焰纹,其下浮雕九身头戴风帽者,目视火焚现场,焚棺图一侧浮雕七身束髻女像,人物上身多着交领窄袖长衣,下着长裙。其动态和表情似在传递佛主涅槃信息,身份应为佛之女弟子。
  皇泽寺位于嘉陵江上游西崖,现有窟龛约50各,造像1200余身。其中有少量北朝后期至唐以前的石窟,以第45、38、51窟为代表。唐代是这里开窟造像的高峰,代表窟有第12、13双窟,大佛窟(第28窟)。
  第12、13窟为双窟,分前后室,两窟前室均作平顶,后顶作穹窿顶,第13窟后室(主室)雕一铺九身像,前室左侧置唐碑一方。该碑残留文字内容与后蜀孟昶、广政二十二年(959)《大蜀利州郡都督府皇泽寺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石碑均显示,该窟是唐贞观二年(628),武则天父武士彟在利州(广元)任都督期间,为纪念夫人杨氏生武后而开凿,武士彟于武德七年(624)上任,同年武则天降生,贞观四年(630)武士彟离任,第12、13窟应建于武德七年至贞观二年之间。
  大佛窟位于皇泽寺大佛楼之上,为平面呈马蹄形的敞口窟,作穹窿顶,窟约高7米,宽6米,深3.6米,正壁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立像,主尊头作螺发,内衣为僧袛支,外披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左右两侧弟子分着右袒式袈裟和敷搭双肩下垂式袈裟,两胁侍菩萨雕刻得华贵精美,左侧观音冠中饰化佛,右手上举,左手下垂持净瓶,上身裸,饰Ⅹ形串珠璎珞和披帛,下着长裙,颈饰项圈,戴臂钏及手镯。右侧大势至装束与观音相似,右手上举,左手执宝珠。群像所依后壁浮雕天龙八部,有①紧那罗;②戴盔乾跶婆;③戴兽首冠的摩睺罗迦,虬髯,颈部缠绕兽足,左手执圜首剑;④三面六臂阿修罗,正面作慈悲相,左右两面分作怒相和笑相。六臂中,仅见上二手举日月,中一手举矩尺,余皆不可辨识;⑤戴束发三珠冠的龙众,以腾龙饰其头部上方;⑥鸟嘴迦楼罗,饰束发三珠冠;⑦穿戴盔甲的天部;⑧余一残毁形象应是夜叉。该窟造像布局均与开凿于隋或初唐的第51窟较为相似。
  巴中石窟位于川北汉代开辟的米仓道上,石窟分布于县城周围约80余处,造像万余身,其中以南龛、西龛、北龛和水宁寺四处较为重要。巴中石窟始建于隋,兴于盛唐,后代隅有开凿。
  南龛位于巴中市南1公里的化成山上,有窟龛130各,造像2000余身,绝大多数造于唐代。其中唐代纪年龛6各,较早的有第69龛党守业开元二十三年(735)造像及第71龛张令该开元二十八年(740)造像,晚至乾符四年(877)赵凡造像。南龛洞窟形制多见方顶敞口龛,龛内复造像龛,开口呈方形,背光多用透雕和高浮雕手法。造像常见释迦佛、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密教题材有毗卢遮那、如意轮观音、数珠观音、毗沙门天王、大自在天、诃利帝母等。
 
  第53龛为方顶敞口式,龛内三壁环坛,正壁设方形重龛,内造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七尊像,龛楣由下而上分三层,分别以二方连续的串珠纹、忍冬纹及莲花纹装饰,主尊释迦佛,作说法相,磨光肉髻,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后壁浮雕彩绘天龙八部,重龛外两侧分别造力士一身。第70龛亦为释迦佛说法龛,龛形及人物组合均与第53龛相同。
  第62龛为方顶敞口佛殿窟。窟顶正中刻八角形华盖,窟内正壁设一主尊,为阿弥陀佛,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覆莲座上,施说法印,头为螺发。后壁满刻52身小型闻法菩萨,坐姿各异,均坐于莲花座上。菩萨身后浮雕有四棵菩提树干,树冠绘于窟顶。窟门外两侧各刻力士一身,与第62窟相似的还有第116窟,均为表现阿弥陀佛净土变相。该窟为弧形窟顶,设重龛,造像除阿弥陀主尊及闻法菩萨外,于垂龛上刻有西方三圣像七组,间饰以伎乐。重龛外两侧刻二天王。
86龛为方形敞口重龛。正壁为一身观音立像,重龛两侧壁上方分别雕菩萨立像一身,下方各雕力士一身。主尊观音菩萨头戴宝冠,双手残,饰项圈、臂钏,上身着僧袛支,下着长裙,披饰Ⅹ形璎珞和披帛。观音像龛另见第60、87等龛,多为方形平顶龛或设重龛,龛中仅造观音立像一尊。
  南龛毗卢遮那佛,出现在第37和103龛,主尊造型相近,均头戴宝冠,颈部饰璎珞,着右袒袈裟,左手手心向上置于腹前,右手施降魔印。造型与广元千佛洞第33号窟类同,胁侍多为二弟子二菩萨及二力士。第83龛正壁雕三佛,主尊为一身二头,结跏趺坐,佛衣为袒露左肩,且左手施降魔印,右手上仰置于腹部,这种瑞像表现方式极为少见,发生时间较敦煌第72窟宋刻双头瑞像要早。
  西龛位于巴中市城西约1公里的凤谷山,现存窟龛90余个,造像2000余身。集中出现在西龛寺、流杯池及龙日寺三地,其中除少量隋龛,大多开凿于唐代。西龛洞窟形制与南龛相似,常见方顶敞口龛,一些重龛也作外方内圆拱形。释迦佛、弥勒佛、观音菩萨、毗卢遮那佛为主要表现题材。
  第3龛为重龛,外龛作方形敞口式,内龛作拱形,上饰忍冬纹。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七身像,主尊为倚坐弥勒佛,坐于束腰方形坛基上,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左手扶膝,右手残,造像所依后壁,浮雕菩提双树及天龙八部形象。第5龛为外方内圆拱形龛,内龛设横形坛基,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龛口雕二力士,主尊为倚坐弥勒,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右肩披偏衫,坐于束腰方形坛基之上。与第3龛相同,该龛后壁世浮雕天龙八部,其中右侧壁多已残损,仅存左侧壁形象保存较好。第10号龛亦为弥勒说法龛,龛形与造像组合于第3、5龛相同,应是同期所为。在方形外龛左侧壁上有造像题记:“菩萨圣僧金刚等,郭玄亮毗季奉为亡考造前件尊容,愿亡考乘此征日,速登净土弥勒座前同初会法,开元三年(715)岁次乙卯四月壬子朔。”这也是西龛中时间较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题记。
  第42龛为外方内圆拱形龛,内龛雕观音立像一身,内龛外两侧各雕一力士。观音束发戴冠,冠上饰化佛,宝僧垂肩,左、右手均残,上身饰璎珞、披帛,下着长裙,跣足立于莲座。
  第53龛表现西方净土变相较为突出,为外方内圆重龛,内龛正壁设西方三圣坐像,今存残躯,主尊上方刻八角形华盖,左右两侧高浮雕雕天宫楼阁,保存较好,楼阁为三层仿木结构,每一层浮雕不同数量的伎乐或供养菩萨,伎乐、天人手持箜篌、笙、琵琶等乐器,身着长裙、披帛,形象飘逸生动。
  第61龛为两方形重龛,外龛高约2.6米,宽4米,深0.65米。内龛位于正壁中部下方,为方形敞口式,龛内由石碑和造像分为左右两部分,左侧方碑题刻“大唐龙日寺”,右侧刻一铺九身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内龛外左壁下方开一小龛,内刻观音像一尊。余外龛三壁均满刻千佛。
  第44龛,为外方内圆拱形龛,龛内正壁雕一佛二弟子四菩萨,主尊为毗卢遮那佛,身后浮雕头光,结跏趺坐于刻有兽头靠背的坛基上,戴宝冠,着右袒袈裟,项饰已剥蚀不清,臂钏、手镯尚可辨识,左手残,右手施降魔印,与该窟主尊相同的主尊佛还见第87龛。佛身两侧刻“六孥具”形象。外龛左侧壁上、下各开一龛,上龛刻一佛二菩萨,下龛雕七佛立像。
  西龛也出现了显、密双修的造像形式,第73龛为外方内圆重龛,内龛正壁雕二坐佛,两侧胁侍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右侧坐佛为倚坐弥勒佛。左侧坐佛造型与第44龛相同,为毗卢遮那佛。
水宁寺石窟位于巴中市城东约37公里水宁河两岸,现存窟龛38个,造像300余身,多建于盛唐。其中以盛唐药师佛龛(第1龛)、释迦佛说法龛(第2龛)、释迦佛、弥勒佛说法龛(第3龛)最具代表性。
 第1龛作外方内圆重龛,内龛正壁刻一佛二菩萨三尊像,中尊立佛左手托钵,右手持杖,佛内着僧袛支,系博带,外披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两胁侍为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药师佛胁侍菩萨通常为手持莲花的日光菩萨及月光菩萨,并以莲花上是日轮或半月形予以身份区别。第1龛右侧菩萨左手上举持柳枝,右手下垂持净瓶,应是观音菩萨。龛外两侧各造力士一身(图120)。
  第8龛为平顶方形重龛,主体造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在菩萨与天王之间上方供养菩萨一身,佛座前方两侧各置供养菩萨一身,主尊身后两侧各刻一株菩提树,窟顶刻两身飞天。在众胁侍上方,龛内左右侧壁及龛外力士上方,均满雕天龙八部形象。与该窟人物组合相似的还有同为释迦佛说法的第2龛。
3龛为平顶方形重龛,内龛三壁设坛,正壁方形高坛上置二坐佛,左侧为倚坐弥勒佛,衣襞覆坛,双足踏莲,头作螺发,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左手扶膝,右手已残,似作上举状。左侧释迦佛结跏趺坐,双手残,似施说法印。衣覆于仰莲坛基,着通肩袈裟,二佛均有头光和背光,两佛之间高浮雕菩萨一身。右侧壁由内而外,下方分别可二弟子、一观音、一力士立像。上方雕供养菩萨一身、弟子三身。左侧壁人物布局同右。正壁坛基两侧各开一方形小龛,内雕三身供养人立像。
  北龛石窟位于巴中市城北一公里的巴河北崖,现存窟龛20余个,造像300余身,除少量隋代造像,大多建于唐代。窟龛形制、造像题材及风格均与南龛、西龛大体相同。
夹江千佛崖石窟位于川西平原西南部,夹江县城西2.5公里的青衣江北岸崖壁上,现存像龛160余个,造像约2500尊。龛像开凿于初唐,盛唐、中唐达到高峰,会昌之后趋于沉寂。窟龛形制多为平顶方形敞口龛,造像题材显、密兼有,密教造像有千手观音、毗沙门天王等,显教造像尤重弥陀净土。较著名的窟龛有第84、91、136、115等龛。
91龛作地藏变,作平顶方形敞口龛,内雕三尊并坐像,中尊身后两侧各雕弟子一身,龛口两侧各雕供养菩萨一身,三佛均结跏趺坐。中尊坐于束腰方形坛基之上,施禅定印,头残。左侧地藏菩萨头戴风帽,右手执锡杖,衣襞覆坛,中尊右侧为地藏菩萨化身像。
115龛为观无量寿佛经变龛,平顶方形敞口龛。龛楣饰卷草纹,龛内正壁刻西方三圣并坐像,主尊阿弥陀佛,螺发,着通肩衣,施禅定印,结跏趺坐,衣襞覆于仰莲座上。饰头光、背光,左侧观音菩萨与右侧大势至菩萨均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饰覆肩披帛,戴宝冠,头光、背光同中尊。其中观音菩萨右手扶膝,左手执柳枝上举,大势至菩萨两手造型与之相反。三尊像的身后各浮雕一座单檐歇山式,大殿后壁上层殿阁之间满布天人、飞天造型。三尊像之间及两侧壁置经幢、佛塔数身,其间饰以飞天。窟内三壁下层雕天人、弟子200余身。
  135龛又称弥勒龛,作方形敞口重龛,内龛正壁雕一佛二菩萨,主尊为倚坐弥勒佛,螺发,内着僧袛支,外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左手扶膝,右手残,似施说法印,双足各踏一覆莲。头光、背光外环以火焰纹。左右胁侍菩萨一身,装束姿态相似,跣足立于仰莲座上,戴高宝冠。
84龛为平顶方形敞口龛,正壁为千手观音坐像,主尊头戴花冠,倚坐于方形坛基之上,双脚各踏一只仰莲,双手合十于胸前,环绕上身两侧共计雕出十八只手,大多已残。今外端还留有明代补刻的千手。
  136龛,作平顶方形敞口龛,正壁为千手观音坐像,主尊头戴宝冠,身披甲胄,左手托塔,右手握剑柄,双足被一地天用双手托举,双足外侧各雕一身夜叉。左侧壁下方雕一天女、一夜叉,右侧下方雕一天王、一老者。千佛岩毗沙门天王龛还有第8、19、97、107、134、159等龛,这种将毗沙门天王单独供奉,是唐密宗造像的新形式。《宋高僧传.慧云传》记载:“开元十四年(726),玄宗东封迥,车政道往于阗国摹写天王样,就寺壁画焉。”唐代天王造像的兴起或许与玄宗推崇有关。
最后更新于: 2013-12-02 14:14
 
新疆南北两道的佛教造像
2013-11-04 09:42

 新疆南、北两道的佛教造像

  7世纪以后,新疆丝路南北两道地区的佛教艺术由现存实物遗存看,北道,以龟兹、焉耆、高昌三地较为突出;南道。鄯善佛教约消失于5世纪末,于阗佛教艺术得以延续,
龟兹,在鸠摩罗什离开之后大乘势力渐失,唐贞观四年(630)玄奘时期,龟兹为小乘占据,佛教寺院与造像概况在《大唐西域记》中有所记述:“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洁清耽习元,人以功竞。”建寺造像在龟兹颇具规模,其中照怙寺“佛像庄饰,殆越人工”。“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诸僧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之锦绮,载诸辇舆,谓之行像,动以千数,云集会所。常以月十五、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会场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贰伽蓝,庭宇显敞,佛像工饰。僧徒肃静,精勤匪怠,并是耆艾宿德,博学高才,远方俊彦,慕义至止。国王、大臣、士、庶、豪右四事供养,久而弥敬。”
  唐中央政府于贞观二十二年(648)统一龟兹,将安西都护府由高昌迁于此地,统辖龟兹、毗沙、疏勒、碎叶四镇。并设立“四镇都统”,为管理西城四镇宗教事务的最高机构,任命汉僧为都僧统,龟兹大乘佛教因此再度兴盛。
  至开元十五年(727)慧超途经龟兹时,在其《往五天竺国传》中记述了该地寺院的变化:“汉僧主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云寺主秀行,善能讲说,先是京中七宝台寺僧。大云寺上座,名明恽,大有行业,也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住持,甚有道心,乐崇德。龙兴寺主,名法海,虽是汉儿,生安西,学识人风,不殊华夏。”
  约8世纪安西地区密教开始盛行,天竺僧人阿质达霰在安西译有密教经籍《大威力乌枢瑟摩明王经》《秽迹金刚说神通大满陀罗尼法术灵要门》及《秽迹金刚法禁百变法》,并于开元二十年(732)传至长安。天宝年间,刘和尚法律云倩于安西译有《佛说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龟兹名僧利言在长安从事的密宗经籍翻译引人注目,贞元八年(792)“勅令京城诸寺大德名业殊众者同译,得罽宾三藏般若开释梵本,翰林待诏光宅寺沙门利言度语,西明寺沙门园照笔受,资圣寺道液、西明寺良秀、庄严寺应真、礼泉寺超悟、道岸、辨空、并充证义。”“开名题曰‘大乘理趣六波罗密多经’,成十卷,又‘华严长者问佛那罗延力经’、‘般若心经’各一卷。”均在贞元八年译出。
  约9世纪中期,漠北回鹘遭黠戛斯进攻,其中厖特勒一支退至安西,于会昌四年(844),在安西自称可汗,建立政权。唐中央政府对安西的直接控制遂告终结。回鹘人信奉佛教,未见文献记载,却在龟兹石窟壁画中有所体现,龟兹佛教约在11世纪以后,因土耳其族侵入趋于终结。
 
(一)库木吐拉石窟
  库木吐拉石窟位于库车县西约25公里处的确尔达格山口东崖,渭干河水流经此地。石窟群分置于谷口区和大沟区,前者散步石窟32个,后者有洞窟80个,已编号洞窟共计112个。与克孜尔石窟相同,塑像皆毁,只有30个窟保存有较完整的壁画。清代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渭干河东流,折而南,凡四十余里,经丁谷山西。山势斗绝,上有石室五所,高丈余,深二丈许,就壁凿佛像数十铺,璎珞香花,丹青斑驳。洞门西南向,中有三石楹,方径尺,隶书焚字,镂刻回环,积久剥蚀,惟辨建中二年(781)字。”这也是有关库木吐拉石窟较早的文献记载。库木吐拉石窟在唐中央政府设立安西都护府之前已有一定规模,时间约在5至6世纪,谷口区以第20、21、22窟为代表,大沟区有23、33、46等窟,同期石窟损坏严重,石窟形制多为中心柱窟,与克孜尔石窟相近,窟顶作穹窿形,塑像多已损毁(图112)。
  早期壁画窟顶内容士致分两类,即莲花伎乐天立佛组合、天象图,第20、21、23窟顶中央绘大莲花,第21窟作莲花伎乐天组合,由莲花为中心向外辐射处12条带状放射纹,每条纹中绘一伎乐天。第20、23窟的放射条纹间隔处绘佛和菩萨各一身。第46窟顶中心绘天象图,有乘车日天和月天、金翅鸟、紧那罗及火天等形象。
  窟内四壁壁画多已剥蚀,两侧壁多绘佛传图,以连续方格画面的形式,陈述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第20窟左壁上下6排,每排10格,出现60幅画面。窟内甬道右侧龛内,存有龟兹石窟中唯一的塑绘组合作品,内容为降魔变,主尊为泥塑彩绘,结跏趺坐,施禅定印,佛右侧壁绘“魔女妶媚”,描述佛传故事中魔王使众魔女媚惑释迦佛不成,反被佛主以神力变为老妪,左侧壁绘“魔军怖佛”,描述魔王带领兵众,施布恐怖场景威胁释迦佛的故事。第46窟正壁开龛,龛上方绘闻法天人,窟门内上方绘弥勒佛说法图,甬道两侧壁绘供养人像。这些早期壁画中的人物造型,风格与克孜尔石窟类似。
  龟兹为唐中央政权管辖时期,库木吐拉石窟艺术进入第二阶段,这一时期龟兹原有风格与中原汉式风格交相辉映,前者突出体现在第34、43、50、58、63等窟,后者有11、14、15、16等窟为代表。石窟主要分布在大沟区。
   传统的龟兹风格在唐代得以延续,中心柱窟仍是最常见的石窟形制。前期窟顶中心天象图为本生故事取代,第63窟为保存相对完好的唐窟,原正壁主尊大立佛已无存,两侧胁侍菩萨各一身,窟顶以菱格形式绘有两行本生故事,内容有兔王本生、晱子本生、舍身饲虎本生等。窟顶左右两侧绘千佛,两侧壁由上而下分三排,每排绘五幅佛传图。
  第58窟正壁龛内塑像与龛外壁画构成了一铺完美的说法图,正壁开大龛,龛内塑说法主尊,龛外左侧绘帝释天并妃以四十二事问佛,龛右侧绘飞天,龛外上方绘八身闻法天人,场景安排宏大,绘制细腻。
  中原汉式壁画风格也融入同期石窟中,这类洞窟形制有中心柱窟和方形窟,作纵券顶,壁画以大型经变画为主,第11、14窟,正壁残存有《阿弥陀经变》,画面中央主尊为阿弥陀佛,两侧胁侍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佛及菩萨上方饰华盖,画面下半部均已残损,由人物组合构图龛,与敦煌前期同类题材壁画形式相近。窟顶纵券顶中脊绘莲花纹样,其中第14窟于中脊两侧分别绘千佛。
  第16窟为中心柱窟,左右侧壁均绘有大型经变画,左壁绘《观无量寿佛经》变相,画幅左右两侧以立轴画形式分别绘《十六观》和《未生怨》,形式亦同莫高窟。右壁绘《佛说灌顶拔除罪生死得渡经》变相。门内上方绘涅槃经变,被德国人勒柯克盗去。这也是库木吐拉今存唯一汉地风格的涅槃图,画面构画与莫高窟吐蕃时期第158窟相似,券顶中脊作莲花纹,两侧绘千佛。
  9世纪中期,龟兹为回鹘人统治,回鹘人对佛教的崇信,由同期库木吐拉石窟得到反映,其中融入回鹘民族的审美特性,密宗题材也成为较多涉及的内容。回鹘在龟兹统治长达近三个世纪,现存壁画中以回鹘时期最多,较有代表性的洞窟有第79、10、12、42、45、38等窟。
  第79窟是保存较好的回鹘时期洞窟,为方形窟,穹窿顶,中央砌筑佛坛,上置坐佛一身,今造像上身已毁,坛基前壁绘七身供养人像(图113),着回鹘装,并附龟兹文,汉文及回鹘纹榜题,可辨识的汉文题记如:“童子搜阿迦”、“颉里阿斯布施城中,识智俱罗和上”、“法行律师”、“圣寺府坐律师旁信一心供养”等,窟内四壁绘千佛,右侧壁下部绘“地狱变”。画面由里而外,依次绘坐姿地藏菩萨,六身跪人,两鬼卒捆绑两罪人,两鬼卒施刑锯一罪人,这也是国内现存石窟壁画中较早的地狱变相。
  第45窟为中心柱窟,与此类似的还有第10、12等窟,窟顶多作纵券顶,纹饰承袭前一阶段汉式风格,多为莲花、祥云及千佛。正壁开龛,亦有在侧壁塑一佛二菩萨组合。窟内四壁以尊像图为主,描绘佛及菩萨立像,并附汉文榜题,如“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释迦牟尼”、“南无文殊师利菩萨”等,这类尊像图少了经变画中对场景的描述,单纯地以大幅画描绘尊像。画面的宗教震撼力得到加强。中心柱后的行道前壁绘涅槃图,释迦佛右肋而卧,四周有弟子、力士、天人环绕举哀。
  回鹘时期壁画中人物造型没有早起龟兹的“S”形,体态壮硕,自然直立,人物面相丰圆,鼻梁高直,黑眸、小嘴,应是回鹘人的体貌特征,这一时期汉地影响仍在持续,线条表现仍是唐统治时期的技法。石窟中诸多汉文题记反映,许多石窟由汉人开凿并由汉僧住持。
   库木吐拉石窟今存有许多密教壁画,较集中出现在8世纪至回鹘时期,这也是龟兹地区密教壁画出现最多的石窟群。第34窟顶描绘了乌枢瑟魔秘密曼荼罗,形象有东方帝释天、东南隅火天、西南方宁帝、西方水天、北方毗沙门等护法天王,应出自《大威力乌枢瑟魔明王经》,该经由北天竺阿质达霰译于安西。第12窟中心柱后甬道后壁中央,绘一身三头八臂菩萨。第45窟主室右壁绘胎藏界主尊大日如来,作菩萨形,戴结发于顶形冠,结法界定印。第41窟主尊为千手千眼观音
 
 
(二) 龟兹地区森木塞姆、玛扎伯哈及克孜尔尕哈石窟
龟兹地区较著名的石窟群还有森木塞姆、玛扎伯哈及克孜尔尕哈石窟。森木塞姆石窟,位于库车城北约40公里的库鲁达格山口,沟谷东西两崖壁之上,有编号石窟52座。
现存石窟中尚存留部分4、5世纪建造的石窟,如第24、26、30窟等,均为典型的龟兹风格。石窟形制常见中心柱式,方形中心柱将室内分为主室和后室,及左右行道。主室多作方形,前壁所开龛像今均已不存。
现残存壁画多绘于主室及行道的顶部及两侧壁,菱格纹以四方连续的形式铺开,内填一个佛本生故事或因缘故事。可以辨识的有鹦鹉本生、兔王本生、降服魔王波旬元、小儿以土施佛缘等,故事多取自《佛说兴起行经》《六度集经》《贤愚经》等。
后室出现《涅槃经变》,是克孜尔石窟的常见形式,克孜尔《涅槃经变》首由后室或后行道后壁开始,渐趋向左右行道扩充。由于森木塞姆石窟后室右壁开有明窗,《涅槃经变》多被绘于中心柱后壁。第30窟是同类题材中保存较好的一幅,佛右肋而卧,右手托颐,佛上方绘众多举哀者,右侧绘天人,左侧为力士,弟子迦叶则跪于释迦佛足旁。
7世纪前后,是森木塞姆开造较为兴盛的时期,代表石窟有第11、41、42、43等窟。
石窟形制主要有中心柱窟和大像窟,并出现了以第42窟为代表的方形穹窿顶窟。同期中心柱窟大体如前,主室由前期的方形变为长方形,舍去了行道开设明窗的制造。佛像仍开造在中心柱的正壁上,今塑像不存。壁画与塑像融合一体的表现方式,在第48窟得到较好的体现。围绕已佚失的塑像,绘有光头、身光,龛顶饰华盖,有山岭流泉,花木相拥。龛外两侧绘饰伎乐天。
主室及左右甬道券顶脊部多绘诸天部,如日天、月天等,由脊部向两侧,绘以菱格佛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第48窟则在窟顶菱格中绘坐佛,形成千佛图。主室两侧壁以上两层或三层的形式绘佛传故事。
大像窟的建造,在这一时期有突出表现,以第11、43两窟为代表。第11窟主室正壁原有佛像,以残存印迹看,高度应在10米以上,窟内由券顶至地面高约19米,布局结构极具气势。
券顶脊部绘天人,两侧绘菱格本生的故事(图114),主室左右侧壁被横梁分隔为四层,每层横梁上均置有佛塑像,今已不存,左右行道顶绘日天、月天等诸天部,两侧为菱格本生故事,其中猕猴王本生故事是龟兹石窟中的常见内容,故事讲述菩萨转生为猕猴王,率众猕猴于林中嬉戏,梵授王率部下包围并欲射杀众猴,猴王遂引藤抓树,利用身体为猴群创造逃亡之路,自己却因受伤而生命垂危,猴王的义举感动了梵授王,点化了他作为国王的职责。此外,后室仍作为表现佛涅槃的场所,后壁凿有涅槃台。
     43窟与11窟形制相近,在窟门内两侧绘有礼佛图,人群由王公贵族组成,皆着龟兹服饰,由比丘引领礼佛。后室前壁下部开有一龛,内浅浮雕涅槃像,上方绘火焰,两侧绘举哀弟子,应是荼毗场景。后室后壁还凿有涅槃台,并于后室顶部绘饰伎乐天及十余身坐佛。 
7世纪中期以后,龟兹曾两度为吐蕃占领,至9世纪回鹘击败吐蕃,占据龟兹建立政权,两任政权均笃信佛教,并在森林塞姆石窟中不同程度地留下了崇佛的印迹。第4、7、40、44、45等窟可视为这一时期的产物。总体来看,政权的更替,对森木塞姆石窟风格发展并未产生重大影响。龟兹旧有的石窟文化,仍以主流的方式得到延续。
石窟形制出现许多方形套斗顶窟,券顶中心柱窟仍是最为常见的窟形。菱格因缘故事、本生故事仍是壁画的主要表现内容,在供养人行列中新增吐蕃、回鹘民族人物形象。
40窟较好地反映了回鹘时期壁画的面貌,该窟作穹窿顶,由窟顶中央莲花向外作八条带状放射纹,每条纹内绘一佛一菩萨立像,两侧绘有供养比丘或摩尼宝珠,窟顶的这种绘饰方式在库木吐拉早期石窟中已有表现。只是佛的形象融入了回鹘人的形象特征:小嘴、高鼻、黑眸、体态壮硕。窟顶下端绘菱格因缘故事。主室两侧壁上方,以连环画的方式绘佛本生故事,下方绘大型佛本行经变画,其中主尊等画面主体部分多已不存,只残留部分衣纹或手的局部,此类风格与柏孜克里克回鹘壁画类同。窟门内侧壁供养人像显示着装为回鹘女装。可以看出,回鹘时期森木塞姆石窟,大体延续了龟兹旧有的表现方式,并将本民族审美方式注入其中。
玛扎伯哈石窟位居森木塞姆石窟南约8公里克尔希村西南的山坡处,这也是龟兹地区现存状况最为破败的一处石窟,可辨识形制的洞窟约32个,其生成发展约略与森木塞姆石窟同时。存留部分壁画的仅有第1、9两窟,风格近于7世纪前后的森木塞姆石窟,其中第9窟保存相对完好,为中心柱窟,券顶脊部绘日天、火天、紧那罗等形象,两侧绘因缘故事,内容有梵志施佛纳衣得授记缘、须摩持缕施佛缘、佛说法度二国王出家缘等。
该窟于左右行道及后室尚存留部分壁画,左行道顶部绘法轮,两侧壁绘立佛及供养菩萨。右行道顶部亦绘法轮和本生故事,有鹿王本生、鹦鹉本生等。后室后壁绘立佛、前壁绘金刚护法。
克孜尔尕哈石窟位于库车县城西约12公里的山沟中,地处雀尔达格山南麓,现有编号洞窟52个。石窟大多兴建于7至8世纪前后,部分洞窟开凿更早,可上溯至6世纪。石窟形制有中心柱窟、大像窟和毗诃罗窟,其中为僧人居住用的毗诃罗窟占总数近一半。
石窟中年代较早的有第16和23两窟,均为纵券顶大像窟,窟高10余米,今佛像已不存,主室正壁尚有造像所用的楔眼及像背、头光、背光印迹,显示第16窟应为立佛,第23窟为坐佛。
16窟窟顶脊部两侧残存斑驳的菱格因缘故事和本生故事,中心柱两侧行道顶端绘天部,可辨识的有火天、金翅鸟,往下两侧以菱格形式绘本生故事和山林草木,后室后壁下方设涅槃台,前壁中央开龛,后室顶部绘飞天。第23窟窟顶中央凿有长方形横格,内绘伎乐天,由顶部中脊向两侧绘因缘故事,内容有坚誓师子缘,500雁闻佛法生天缘等,左行道顶与第16窟相似,绘金翅鸟天部,后室顶部亦绘飞天,两侧绘本生等故事。
这一时期壁画大致呈如下规律分布,主室券顶脊部绘诸天,脊部两侧多以菱格故事表现,两侧壁多绘佛本行经变画。两行道顶部多绘天部,往下多绘本生故事。
克孜尔尕哈7世纪前后的石窟以第11、13、14、30为代表(图115),中心柱窟为主要石窟形制,中心方柱正面开龛造像,今塑像已不存。主室纵券顶中脊绘天部,两侧绘菱格因缘故事,左右侧壁绘佛本行经变画,此外,行道壁画分布格局,与前期及龟兹其他石窟基本一致。
13、14窟位于左右行道外侧壁出现大型方格佛本生故事画,是为新出现的形式。内容有萨锤那太子本生、尸毗王本生等。第14窟窟门内侧上方残留弥勒菩萨说法图。
8世纪所开石窟以第31、32、46窟为代表,与森木塞姆石窟同期3窟相似,纵券顶中心柱窟仍是基本形制,也出现了向低32窟一样的方形五重套斗顶及第31窟穹窿顶。
31窟是在原有纵券顶中心柱窟基础上,经改建而成,今仍留有部分券形结构,窟内壁画多已不存,由壁画残迹推知,右行道侧壁及后壁原绘有长方形格佛本行经变画。后室顶部绘有十余身人物形象,多袒露上身 ,亦有披饰络腋者,有交脚而坐或配有坐骑者,形象大多漶漫不可辨识。第32窟壁画受损严重,仅有窟顶的中心及东南角隐约可辨的莲花和系裙人物。
46号窟为常见的纵券顶中心柱窟,窟顶中脊绘日天、月天及金翅鸟等天部,日天、月天均为交脚坐于双轮车上,身后绘有背光。金翅鸟为人面鸟身,口叼一蛇。中脊两侧绘菱格千佛图。
克孜尔尕哈石窟与森木塞姆石窟开凿时间相近,发展进程中风格演变相似,7至8世纪为其兴盛发展时期,两座石窟均延续较长时间,直至龟兹为伊斯兰教势力统治为主。
 
()焉耆锡克沁佛教建筑和石窟艺术
焉耆为西域城郭之一,乌夷国、焉耆国、阿耆尼国皆为其不同时期的称呼,东晋法显西行时,讲到这里佛教信奉小乘,时焉耆称乌夷国,《法显传》:“乌夷国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魏书.西域》:“焉耆国……文字与婆罗门同。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其国咸依释教,斋戒行道焉。”唐玄奘《大唐西域记.阿耆尼国》:“阿耆尼国,……文字取则印度。”焉耆在唐代,其文化和宗教信仰主要受来自印度的影响。
古焉耆国位于龟兹与高昌两城郭之间,锡克沁寺院石窟位于今焉耆县西南约35公里的山间流水两岸。这也是焉耆今存唯一规模较大的石窟寺遗址。遗址分为南大寺、北大寺和石窟三部分。由于遭受20世纪初德国人格伦威尔及英国人斯坦因的盗掘,较为精美的塑像、壁画及文稿均被悉数运走,残留部分已是衰败残破不堪。
南、北大寺为当年大殿、僧房及佛塔遗址,约兴建于7至8世纪,南大寺平面呈“回”字形,殿中央台基上原设有造像,殿内设行道,供人右旋礼佛,四壁原绘有壁画,殿前造塔,大殿左右两侧附设僧房。今建筑群仅存土坯垒砌的基础,北大寺与南大寺规模相当,只是损毁更加严重。
在北大寺西北的崖壁上,开凿有10各石窟,主要兴建于7世纪前后。形制多中心柱窟,主室平面多为方形,中心柱正壁设台座,今塑像无存,留有光头和身光。柱体两侧设行道,后室呈弧形,部分洞窟还凿有涅槃台,原置涅槃塑像。主室左右侧壁上方原筑有平台,应为置放佛像所用。
平台下方壁面多绘佛本行经变画,这一题材还出现于行道侧壁,前壁门两侧绘供养人像。窟顶或绘蔓藤卷草纹样,间以描述童子嬉戏、星宿图,或绘菱格天部及本佛本行经变画。壁画风格与同期库木吐拉石窟相似,线条主要有西域的屈铁盘丝描和中原风格的兰叶描。
 
(四)高昌地区柏孜克里克石窟
柏孜克里克石窟建于阗高昌时代,并在9世纪末回鹘高昌时期得到迅速的发展,延续至15世纪。这也是西域地区佛教艺术经营时间相对较长的石窟。
柏孜克里克石窟没有明确纪年,回鹘时期的洞窟有第9、15、18、20、45窟为代表,石窟形制分中心柱窟和中心殿堂窟。前者是对早期石窟形制的继承。中心殿堂窟为新出现的形式,主室平面呈“回”字形,方形殿堂内不设中心方柱,而于中心设佛台座,作穹窿顶。右窟除主室外,还开有前、后室,前室及后室作横券顶,后室由左、右行道进入,行道顶作纵券式。
壁画方面,窟顶仍以前期平綦图案为主,两侧壁绘千佛。行道新出现了本行经变画(图116),均以大型立佛为中心,一铺作品高、宽多在3米左右,一窟中有15铺之多,立佛形象显示了回鹘人的体貌特征,高鼻、小嘴、双目细长,佛衣贴体,衣纹密集,佛披挂串珠,显得富丽华贵。每铺画幅之间用单支蔓藤花卉以二方连续的形式间隔(图117)。回鹘时期出现的大型立佛造型(图118),成为该石窟最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在以后的石窟壁画中得到延续,而艺术表现有所衰退,画幅铺数和尺寸受到压缩,内容也趋于单调。
 
(五)于阗地区幸存的佛教艺术
     玄奘于贞观十八年(644)行至于阗时,记述这里有僧徒5000余人,寺院百余所,且多有荒废,无僧侣居住,相比401年法显西行此地所记“众僧乃数万人”,已显出于阗佛教发展的颓势。
     于阗也是中央政权于贞观二十二年在西域设立的安西四镇之一,即毗沙,用以南防吐蕃,该地虽地处偏远却与汉地佛教交流频繁。永昌元年(689)于阗高僧天智,偕天后于洛阳,于魏国东寺翻译《华严经法界无差别论》等六部七卷,后首实叉难陀,崇重大乘,于证圣元年(695)至洛阳大偏空寺翻译华严经等经集。武则天亲临法座,并作序文。再有于阗高僧智严于开元九年(721)以国王质子的身份来华,译出《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说妙法决定业障经》及《尊胜陀罗经》咒、《法华经》咒等华严密教经典。于阗僧人对密教经籍的关注,应是该地宗教信仰的反映。资料显示,7世纪前后,于阗佛教造像中出现了密教造像,有卢舍那佛、四臂观音、天人、明王等,多见达玛沟以北的佛寺中。表明在开元三大士将密教带入内地以前,于阗密教信仰已颇具规模。唐初,于阗宗教画人尉迟乙僧也将西域画风带向长安,其坚韧有力的曲铁盘丝线描及凹凸渲染表现手法为中原绘画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于阗也可以看到来自中原的影响,在寺院遗址中发掘出的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通宝、建中通宝及寺院壁画中原风格的融入,均显示汉文化对这里深厚的影响。唐政权对于阗的节制,在贞元六年(790)后废止,而其佛教发展一直持续到10世纪。

最后更新于: 2013-12-02 14:20
 
陕西地区唐窟造像
2013-11-03 13:35
 陕西地区唐窟造像
  陕西自秦汉之际,确立了其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随着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长安以其始发地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佛教的东渐的重地。三国时期,汉地僧人朱士行于魏甘露五年(260)发迹雍州(今西安市西北),开汉僧西行求法之先。西晋竺法护、聂承远、帛法祖等于长安建寺传法,十六国时期道安于前秦建元十五年(379)入住长安吴重寺,拥有僧众数千。道安对中国僧团的建立、佛经的翻译、经录的编撰、僧尼轨范的制定,有着诸多开创形的贡献后秦弘始三年(401)随着鸠摩罗什的到来,长安进入其佛教发展的又一高峰,佛教组织由流于民间转为由国家管理,后秦首创僧尼最高管理机构“僧正”,罗什所译经典也成为中国佛教创宗立说的重要依据。
  陕西地区南北朝以前的佛寺及造像均不见留存,北朝时期,北方石窟开造的中心先后在云冈和龙门,长安旧有的能工巧匠,也大多应征被调入京城,同期陕西地区开凿的石窟主要分布在长安以北彬县、宜君、黄陵、甘泉、安塞一线,窟龛规模较小,进深大多在一米左右,造像组合多为一佛二菩萨,其中也杂合有佛道并存及民间艺术等表现形式,体现出远离政治中心,民间佛教信仰的地域特色。 
  隋唐之际,长安再度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陕西佛教也随之趋盛。隋代石窟开凿结束了北朝时期以小型造像为主的阶段,一些颇具规模,具有皇家风范的窟龛得以出现,如造于大业四年(608)富县石泓寺第1窟及佳县玉泉寺石窟等。陕西唐窟主要有彬县大佛寺石窟、麟游县慈善寺石窟及耀县药王山摩崖造像等十余处,大多位于渭河以北的陕西中部地区。
 丝绸之路由长安出发,在陕西境内有南、北两道,分别途经凤翔和彬县,彬县为北道必经之地。大佛寺石窟即位于彬县西部经河岸边,现有造像窟龛约20个,唐代开凿的石窟主要有“大佛洞”、“千佛洞”及“罗汉洞”等。“大佛洞”位于大佛寺石窟群中心位置,石窟有甬道,长约17米,宽2米,开明窗和门,窟内平面呈马蹄形,长约18米、宽35米、高31米。正壁造一坐佛,两侧壁各一身胁侍菩萨,主尊高约18米,结跏趺坐,左手扶膝,右手施无畏印,内衣为僧袛支,系博带,外披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顶作螺发。身后浮雕项光和背光,背光中浮雕七佛及伎乐天和飞天。在背光左侧留有:“大唐贞观二年(628)十一月十三日造”纪年题记。 
  位于大佛洞东侧的千佛洞,为一中心方柱窟,敞开式的窟门被两身立柱分隔形成三个入口,窟深约12米、宽11米、高3.7米,像龛分布在中心柱正壁两侧壁,及窟内左、右侧壁上,由唐至明开龛共计80余个。 
  千佛洞也是大佛寺石窟群中留有较多唐代纪年题记的石窟,较早的一侧题记为中心柱西壁高宗咸亨二年(671),较迟的一侧为代宗大历二年(767),共计14则,多数龛像主要集中在武周长寿至长安近十年时间内完成,施主身份有皇亲宗室、地方官吏等。造像题材有弥勒佛释迦佛地藏菩萨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等,其中立姿菩萨体态呈S形造型,幅度较大。 
  “罗汉洞”是由各自独自的纵长方形与马蹄形洞击穿相连而成,约造于盛唐至中唐时期。石窟有东、西两个入口,西侧马蹄形洞,深约6.5米、宽6米、高3.8米,正壁为一铺九身像,主尊结跏趺坐,施禅定印,着通肩衣,两侧分别侍立二菩萨、二弟子、二天王、二力士。西壁为两身立姿观音像(图100),造型相似,束高髻,上身裸,下着长裙,以披帛缠身,饰项圈、臂钏,左手下垂持净瓶,右手上举持杨枝,菩萨身躯微作弯曲,动态已不似千佛洞那样夸张,西入口门道西壁置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七尊像。门道东壁置三立佛,前壁东侧造文殊菩萨骑狮像一龛,一旁刊刻有一则纪年题记,大意为大历十二年(777)五月王楚宝造文殊师利菩萨一躯。
   东侧纵长方形东,深约9米、宽1.7米、高3.8米,东壁开五龛,两龛为一铺三身像,一佛二菩萨组合,一龛为一铺五身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组合,另有单身观音立像和单身立佛像龛各一。正壁造立佛一身,西壁开两龛,均为一铺三身,一佛二菩萨组合,并造观音立像一躯。
麟游县位于彬县以北,处于陕西境内丝绸之路南、北道之间,隋、初唐皇室夏宫九成宫就坐落于此,这里的唐代石窟寺有慈善寺、石鼓峡、麟溪桥等,其中以慈善寺石窟规模较大。
 慈善寺石窟位于麟游溪水河边,由北至南现存三窟,最南端石窟是未完成窟,无造像,1窟即北窟,平面呈马蹄形,穹窿顶,高约7米、宽7米、深5.5米,窟造三坐佛,分置于正壁及两侧壁。三佛均结跏趺坐,正壁主尊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左手扶膝,右手上举,施无畏印,两侧壁坐佛均着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结禅定印。
  第2窟为南窟,平面呈横长方形,高约5.5米、宽4.3米、深2米,窟内正壁造立佛一身(图101),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佛作无纹肉髻,两耳垂肩,左手握宝珠置于腰际,右手施说法印。大佛无胁侍,其左右主尊内着僧袛支,胸系博带,外披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衣襞覆坛,左手扶膝,右手上举施无畏印。两菩萨上身裸,由右肩或左肩斜披披帛下着贴体短裙,戴项圈、臂钏,头部硕大,身体健壮,身体的女性曲线未作突出处理,形体还较僵硬。右龛主尊着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左手置左膝,右手施无畏印,坐于仰莲座上,左侧胁侍弟子双手握钵。左右两小龛主尊与正壁主尊风格相同,应为同一时期所造,窟内以正壁一尊及侧壁两龛主尊构成三佛形式。
  第1窟和第2窟均未留有唐代纪年题记,清《麟游县志》卷二中有关于慈善寺石窟开凿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的记载。两窟造像呈现得也是初唐风格,县志记载应属可信。
距慈善寺3窟南向不远处的河道岩壁上,存有六个唐代开凿的造像龛,其中较大的一龛,宽约2.5米、高2.2米、深1米,龛内置一铺五身像,为一佛二菩萨二弟子组合,主尊倚坐,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左手扶膝,右手施无畏印,佛作无纹肉髻,跣足各踏一朵莲花。左侧胁侍菩萨呈舒相坐,右腿下垂跣足踏一莲花,左腿上抬平放,左手执宝珠,右侧胁侍菩萨头残,呈倚坐姿,双足各踏一莲花。两侧壁各雕一身弟子立像,左侧年长者为迦叶尊者,右侧年少者为阿难尊者。正壁三尊像的图像反映,主尊为弥勒佛,左侧为地藏菩萨,7、8世纪地藏菩萨的形象以舒相坐,左手执宝珠,右手施与愿印较为多见,右侧应是弥勒菩萨,龛像约造于武周时期。
 
最后更新于: 2013-12-02 14:23
 
炳灵寺唐窟造像
2013-11-03 10:06

 炳灵寺唐窟造像

   永靖炳灵寺石窟以169窟纪年题记,确立了其在十六国时期石窟造像风格的标尺地位。北魏时期炳灵寺开凿石窟8个,摩崖龛30个,造像风格特征基本与麦积山同步,所不同的是窟内正壁主尊较多出现的是释迦、多宝二佛并置,体现了《法华经》在此地的风行。西魏至隋,炳灵寺窟龛开凿不盛,仅存北周第6、134窟和隋第8、82窟,成为由北魏向唐代造像的过渡。
  唐代是炳灵寺开凿造像的高峰,开凿窟龛达134个,占窟龛总数2/3以上,造像艺术却未体现出同时代的最高水平。由初唐至唐末开凿不断,依据风格演变,大致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窟龛约开造于高宗仪凤至玄宗开元以前(676—713),这也是炳灵寺窟龛开造数量最多的时期,其中多为摩崖龛像,所开石窟不多,规模却较大,窟龛内的造像组合由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等,依据题记及图像,主尊有弥勒佛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等。佛多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左手扶膝,右手托钵,菩萨多下着长裙,上身袒露,饰项圈、臂钏,女性特征刻画明确,身躯曲线呈“S”形。这一时期代表窟龛有第4、91、145、168窟至58窟等。
 第二阶段窟龛约开造于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3—755),造像组合、佛衣及菩萨着装均与前一阶段相近,不同的是造像在形神表现上不及前阶段那么生动,对菩萨躯体曲线的表现已趋减少,体态较为僵硬,神情淡漠,缺乏活力。代表石窟如138、139、154、155等。
   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叛乱,炳灵寺随着陇右的失陷,而落入吐蕃管辖,由此至唐末是炳灵寺的第三阶段。由于受到战乱的影响,同期炳灵寺窟龛开凿进一步减少,造像组合和服饰特征上一如前期,只是形象表现的艺术性进一步衰退。代表石窟有11、13、24等窟。

 

最后更新于: 2013-12-02 14:26
 
庆阳北石窟寺唐窟造像
2013-11-03 10:01

 庆阳北石窟寺唐窟造像

  甘肃庆阳北石窟室,由北魏泾州刺史奚康生创建于北魏永平二年(509),其中北石窟寺现存窟龛295各,唐代窟龛最多,约180各,占总数三分之二,是为陇东唐代书库的代表。
  北石窟寺今存唐代纪年题记四则,分别是第171龛,高宗显庆元年(656)阿弥陀佛造像,第210龛,高宗显庆四年(659)杨大娘造阿弥陀佛佛像,第32窟,武周如意元年(692)泾州临泾县令杨元裕造阿弥陀佛像二铺,及第257窟武周证圣元年(695)宁州丰义县安宁筠造一佛二菩萨、迦叶、舍利弗、七佛。
  由已有题记显示,北石窟寺自唐显庆元年至武周证圣元年近40年间,造像题材主要为阿弥陀佛,257窟迦叶、舍利弗应是指正壁主尊两侧胁侍弟子,此窟中还出现七佛,在我国佛教造像中,七佛较早见于北凉石塔,而将这一题材最早用于石窟表现的,就是被石窟寺北魏奚康生造第165窟,至唐代,这一题材仍在北石窟寺得到延续。除257窟外,还有第267窟、第1窟等均为七佛窟。此外,弥勒也是被石窟寺唐窟的表现题材。
  第222窟是北石窟寺今存规模最大的唐窟,约高6米、宽6.5米、深6.7米,底作方形,穹窿顶,正壁主尊为倚坐弥勒佛,两侧各有一身弟子、菩萨胁侍。左右侧壁及前壁分四层开龛(图98),小龛中造像组合有一佛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佛二菩萨,二佛三菩萨等,佛衣多为敷搭双肩下垂式,衣襞覆坛,佛结跏趺坐,左手扶膝,右手上举,或结禅定印。上层小龛胁侍弟子及菩萨身材大多较为粗短,菩萨立姿较为僵硬,为初唐风格,下层胁侍身躯修长,菩萨多呈“S”形造型,四层像龛,由上而下,风格演进明显,该窟应创建于初唐,完成于盛唐。北石窟室菩萨对衣饰刻画自有特点,少有璎珞等饰物,服饰概括、简约。

  第32窟为武周年间所造,该窟为不规则形中心柱窟,由若干洞窟凿通相连而成,县令杨元裕所造两铺阿弥陀佛分别位于正壁右侧和中心柱正壁,正壁为一铺七身像,由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组成,今存左侧一身力士,头虽残,仍不失为唐代同类题材的佳作。

 

最后更新于: 2013-12-02 14:28
 
山东济南神通寺千佛崖造像
2013-11-03 09:38

山东济南神通寺千佛崖造像

   神通寺千佛崖位于济南历城柳埠镇的东北方,窟龛开凿在白虎山东麓南北长约65米的岩壁之上。现有编号窟龛50余处,造像计200余身,造像题记43则,其中纪年题记10则,依据纪年,千佛崖约开凿于高祖武德年间(618—626),至睿宗文明元年(684)前后历时60余年,参与者有皇室显贵、地方官、僧尼、平民,大致反映了该地唐代初期佛教艺术概貌。
  神通寺的前身为“郎公寺”,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皇始元年(351),高僧竺僧朗与僧湛、僧意东入泰山金舆谷建寺传经。僧朗早年师从佛图澄,“硕学渊通,尤明气纬”,名望甚高,前秦苻坚、后秦姚兴、东晋孝武帝、后燕王慕容垂、北魏道武帝等均致书对其表示尊崇。其所居金舆谷后人又称“朗公谷”,所建寺院称“郎公寺”,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将郎公寺更名为神通寺。遗址分布在南北狭长的谷地上,峡谷西侧为白虎山,千佛崖就位于山腰间,
  千佛崖造像主要集中于岩壁南半部,今存最早纪年龛像位于南部下方,由沙栋于高祖武德年间开造,龛像分上中下三层,造像多已损毁,中层存留坐佛相对完好,佛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手及面部残损,内衣着僧袛支,系博带,外披袈裟于左肩,有一角被束起,这类钩纽式袈裟在山东历城四门塔内东魏造像及山西平定开河寺隋代造像中已陆续可见,至龙门初唐石窟中已趋流行。此款佛衣在神通寺千佛崖为佛装的主要形式。
 
  在沙栋造像龛南朝纪年龛是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僧明德造像龛,为双佛并坐龛,均结跏趺坐,着钩纽式袈裟,南北朝时期常以二佛并坐来表现释迦、多宝佛,唐代这类题材较为少见,题记中只言“石像二躯”,并未明确两佛身份。
  高宗显庆二年(657)纪年龛有两个,分别是位于山崖最南端南平长公主造像龛和位于沙栋造像北侧的刘玄意造像龛。南平长公主系太宗三女,高宗皇帝的姐姐,刘玄意为其丈夫,时任齐州刺史。长公主造像龛雕单尊坐佛,结跏趺坐,双手残,佛作螺发,内着僧袛支,系博带,外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衣襞覆坛。刘玄意龛内雕倚坐弥勒佛一尊,佛内着僧袛支,系博带,外披钩纽式袈裟,左手扶膝,右手上举。龛外左侧雕力士一身,右侧雕护法狮一身,上举左足立于方形坛基上。
   高宗显庆三年(658)纪年龛有两个,分别是位于山崖南端与南平长公主造像龛毗邻的僧明德造像龛和位于北端的赵王福像龛,这也是千佛崖规模较大的两处纪年龛像,其中显庆三年僧明德像龛,龛内雕佛像一尊,结跏趺坐,施禅定印,内着僧袛支,系博带,外披钩纽式袈裟,衣襞覆坛。赵王福造像题记:“大唐显庆三年,行青州刺史清信佛弟子赵王福,为太宗文皇帝敬造阿弥陀佛像一躯,愿四夷顺命,家国安宁,法界众生,普登佛道。”赵王李福为唐太宗第十三子,贞观十三年(639)封王,此阿奎那是其任青州刺史时期内的功德。题记明确主尊为阿弥陀佛,此龛与其北侧一龛紧连形成双龛,两龛造像相似,佛作螺发,内着僧袛支,系博带,外披钩纽式袈裟,结禅定印结跏趺坐姿,衣襞覆坛,靠北的一龛坐佛着半披式袈裟。

  高宗永淳二年(683)史同、王方等造像龛,位于赵王福双龛之间的立柱上,为上下排列的两个小龛,龛内均雕结跏趺坐佛像。睿宗文明元年(684)纪年龛三个,分别是位于显庆三年僧明德像龛北侧的阿奴造像龛、陶得意像龛,及位于刘玄意造像龛北侧的赵旿妻罗造像龛。三龛规模较小,似多为平民所为。龛内均置单身坐佛,三佛结跏趺坐,施禅定印,着钩纽式袈裟。神通寺千佛崖龛像,有一龛一佛、二佛、三佛及四佛,为其造像常见组合形式,而少有同期龙门造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的组合,造像题材有阿弥陀佛、弥勒佛等,而以表现弥陀净土信仰为主。

最后更新于: 2013-12-02 14:32
 
山东驼山和云门山石窟隋代造像
2013-11-01 09:22

 山东驼山和云门山石窟隋代造像
  驼山和云门山均位于山东青州,前者在城南4公里处,后者在城西2.5公里处,两地于隋代开建石窟,是山东规模较大的两处石窟,驼山隋窟为第2至第5窟,云门山有第1、2窟建于隋。
  驼山呈南北走向,因状如驼峰故名,石窟就建于山腰之上。现存石窟5个,其中第1窟依据窟内题记可知为唐代所建。驼山石窟始建年代未见史籍记载,今由低3窟大佛座前供养人题记,可略知造窟时间,题记为“大像主青州总管柱国平桑公像主乐安郡沙门都僧盖。”文中记有两位供养人,分别为时任青州总管的平桑公和任乐安郡沙门都的僧盖。《隋书》卷47《韦世康传》载:平桑公历北周至隋,同平定北周大象二年(580)尉迟迥叛乱有功,被封为平桑郡公,并任青州总管。青州设总管府,自北周末起至隋开皇十四年止,其中北周大象二年废之,隋时再置,平桑公任青州总管应是隋代之事。另,上述造像题记中讲到僧盖任乐安郡沙门都,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十青州博昌县条记载:安乐郡于隋开皇三年罢郡。所以第3窟的建造年代应在隋开皇元年至三年(581—583)之间。今以第3窟为标尺,第2窟在石窟形制、造像题记上也反映出与第3窟开凿约略同时。第4、5窟规模要小于第2、3窟,居次要位置,造像因素显示建造时间要晚于2、3两窟。
  驼山石窟的形制多为平面呈横椭圆形,穹窿顶,窟门为敞口式。造像题材方面,第2、3窟为表现西方三圣的一佛二菩萨三尊像,两胁侍分别为宝冠上刻有化佛的观世音贺刻有宝瓶的大势至,主尊为西方净土世界的阿弥陀佛。两窟三壁还刻满有千佛。此外,第4窟主尊呈倚坐姿,故通常被认为是弥勒佛。造像因素方面:第2、3窟主尊头部硕大,皆作螺发,第3窟主尊着褒衣博带佛衣,第2窟主尊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胁侍菩萨头戴高宝冠(图88),肩披披帛,第3窟右侧菩萨为Ⅹ形披帛,并于腹前交叉穿壁,一串璎珞自右肩斜向左胯。驼山造像显示出由北齐向唐过渡的特征,佛像头部较全身的比例比响堂山有所加大,头髻低平,形体表现坚实有力,只是颈部塑造还不及唐代造像那样粗短。对菩萨的表现也趋于华丽,但没有唐代菩萨那么注重对肉体质感的表现。
  云门山两处隋窟的造像题材和造像因素与驼山隋窟相仿,其石窟开凿依据现存最早的纪年造像题记龛,应不晚于开皇十年(590)。驼山、云门山两处隋窟造像与山东青州、博兴、无棣、诸城、昌邑等地出土的窖藏佛教石造像具有相似性,诸如佛作螺发、着褒衣博带状,菩萨高宝冠、佩一串璎珞、Ⅹ形披帛与腹前穿壁等,可以看出,云门山、驼山的隋窟造像,是在基本继承了山东北朝时期造像风格基础上得以发展的。
 


 

最后更新于: 2013-12-02 14:36
 
成都及麦积山南朝佛教造像风格
2013-10-31 09:58

南朝佛教造像对北方的影响及传播路线

   孝文帝改制以后,南式造像风格北上,影响范围甚广,远不止麦积山和青州两地。但在对南式造像风格的承袭上,与南朝步调的一致性及持续时间之长来看,麦积山和青州两地表现初较北方其他地区,与南朝有着更为密切的渊源关系。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对成都和麦积山,及建康和青州造像之间的关系,可从南朝造像北上传播路线方面进行探讨性研究与认识。由于向北传播是由成都和建康两地展开的,对这两个中心的造像关系也一并作分析,以明晰南式造像的流布脉络。
 
(一) 成都及麦积山南朝佛教造像风格
  麦积山地处北方丝路古道关陇地区,与四川交往密切,其西有凉州造像风格,东有云冈、龙门,南有成都为代表的南式造像,促成其风格形成的因素较为复杂,学界对麦积山与川地的造像关系尚存许多争议。这里从麦积山及成都两地造像风格比对入手,使传播关系得以明确,进而探索出传播路线。
  地处秦州上邽县境内的天水麦积山石窟,为公元396年至416年间后秦姚兴凿山而修,后毁于北魏灭法,十六国时期的石窟遗存,在剥蚀的墙体中依稀可辨。现存早期造像多造于北魏文成帝复法之后,其早期造像已受到南朝的影响。中印度笈多造像可经四川北上影响,同时逐渐形成的南朝造像风格也乘势北上,使北方造像风格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麦积山早期佛像着装与炳灵寺、云冈县臞五窟一致来看,麦积山除受到东、西线的影响外,来自南线的影响不可忽视。
  南朝造像大规模地影响北方,是在孝文帝改制诸侯,麦积山此间佛像转型出于何时,学界尚存争议。其现存唯一保存纪年铭文的是景明三年(502)的115窟,黄文昆先生认为此间麦积山造像仍延续旧式,变化不大,并认为麦积山石窟艺术获得长足发展,是在此后的30年。金维诺先生考证此铭文,认为是重修所题,窟中壁画、造像形制均较古,不类景明年间的造像。麦积山造像在494年改制之后,是否对南式造像做出迅速反应,尚待研究。但纵观其造像风格演变的进程来看,麦积山较四川、青州显得滞后。 
  四川地区南朝纪年造像历宋、齐、梁三代,其中刘宋年间纪年像仅一件,为万佛寺出土的宋元嘉二年(425)石刻造像碑,此碑落入法国人之手,流失国外,下落不明。造像拓片刊登在《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一书中,吉村怜先生认为此碑画像内容为法华经普门品变相,其中并无佛像造型,值得注意的是碑中出现了龙及飞天形象。  
    佛经中有关龙的记载:“龙者,长身无足,……首上皆有七龙头,右手执刀,左手执绢索,乘云西往。”文中描述龙有七头,颇似印度阿旊陀19窟中蛇王的七蛇王冠。中土佛教艺术中,龙皆只有一头,并有足部刻画,是对传统汉画像石龙形象的继承。 
   万佛寺元嘉二年造像碑中的龙形图案,较完好地印有龙身前半段,一足由腹部伸出,一足曲折于身后,身形同于顾恺之《洛神赋图》中的独龙,可以看出其间的一脉性。现有南朝佛教造像中,龙形出现极少,这是仅有的一例,由于时间较早,更显珍贵。龙的造型在北方佛教造像中较多,云冈、敦煌、龙门、麦积山及青州的北魏造像中均有出现,时间多为武帝灭佛之后,时间晚于成都,将龙用佛教造像南朝较早。麦积山、青州均出现龙首为代表,时间为北魏晚期。青州此类造型极为普遍,较早的如北魏太昌元年(532)比丘尼惠照造弥勒佛像。上述两地,龙在佛教造像中的运用,与成都地区应有渊源。 
  此造像碑另一要素,是在画面中部偏右侧出现了一例完整的飞天形象,身着天衣,以跪式游于天空,这是现有南朝飞天的最早实例。有关南朝飞天风格的发展,前文已有过介绍。四川地区飞天造型还见于成都西安路齐永明八年法海造像,背光尚存一身飞天浮雕造型,川地梁代背屏造像上飞天出现较为普遍。
  飞天图像是中印度两国佛教造像的共有特征。在印度,从拉姆加山、巴尔胡特及山奇的雕刻上,都可见到飞天的形象,多只表现一条腿的运动,以增加飘逸性,这种表现方式较多见于青州的背屏造像。在天衣向身后飞展及形体动势方面,可以看到南式飞天对印度飞天样式的吸收。
  北朝出现南朝式天人像的最盛期,是在北魏末年至东西魏这一阶段,此风向西影响至敦煌,新疆地区不见这类造型。从发生时间及风格的一致性来看,北朝南式天人像应源自南朝。
  成都在萧齐年间的一期造像中盛行三瓣式裳悬座。川北广元1983年出土有延昌三年(514)造像题记“释迦文佛”造像碑,主尊为结跏趺坐,施无畏与愿印,佛衣未褒衣博带式,三瓣式裳悬座。同时出现的另一件背屏式造像,主尊也为三瓣式下垂佛衣,与延昌三年造像同,应为北魏晚期遗物。麦积山三瓣式裳悬较早见于北魏太和改制以后的121窟佛弟子像,这以后至北魏晚期麦积山佛造像形式,有许多与四川茂汶造像完全相同,麦积山三瓣式裳悬时间上要迟于南朝。云冈、龙门及巩县石窟则不见此风,多为外展下垂及水平下垂式佛衣,可见北方因地域的不同,对南朝造像的吸收具有选择性。通过三瓣式佛衣的南北流布,可以看出由成都经广元到麦积山,存在一条佛教造像传播路线。
  栖霞山造像一至三期均为螺发,川地萧齐纪年造像,佛均为无纹肉髻,表现出与建康不同的风格取向,四川螺发的大量出现约迟至萧梁中叶。麦积山太和改制前,佛多为水波纹肉髻,如74、78窟三佛。改制后佛衣作褒衣博带装束,且佛多为无纹肉髻,以23窟主尊为代表,显示出与川地造像的一致性。在成都,第二期造像大规模盛行的螺发,未被麦积山吸收,其仍然恪守无纹肉髻,显出与东洛相同的造型取向。
  在印度,犍陀罗地区造像多为波浪式发纹,秣菟罗地区佛像发式主要有三种:一为螺状肉髻,一为螺发,还有无纹肉髻,无纹肉髻犍陀罗系统也有。在中国,这也是早期南传佛教造像的特征之一,汉魏时期四川乐山麻浩崖墓龛楣坐佛即为无纹肉髻,魏晋时期主要见于江浙地区的青瓷魂瓶上,佛像也常用这一形式。魏晋时期无纹肉髻在北方见于凉州造像、炳灵寺169窟及云冈一期等造像。在中土这种发式南方流行要早于北方。
   茂汶齐永明元年(483)释玄嵩造无量寿佛、弥勒佛二尊像,像碑背面主龛右上角刻有榜题“无量寿佛”,其左右条石侧面菩萨应为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这也是现存南朝最早的西方三圣像,北方现存此类题材造像为炳灵寺169窟第6号龛,建于西秦建弘元年(420),龛内塑有无量寿坐佛即观音、大势至二胁侍立像。有关对西方三圣造像表现的记载,较早为东晋戴逵(326—396),《历代名画记》载戴逵:“曾造无量寿木像,高六丈,并菩萨……三年刻像乃成,迎至山阴灵宝寺。”同书另记:“今亦有逵手铸铜佛像并二菩萨在故洛阳城白马寺。隋文帝自荆南兴皇寺取来。”戴逵所造西方三圣,有木雕和铜铸两种,且规模宏大,体现了南朝对这类题材的热衷,从时间上看,戴逵造西方三圣要早于北方。
  四川茂汶齐永明元年(483)造像侧面条石上的胁侍菩萨头戴低宝冠,身着Ⅹ形披帛交叉于腹前,宽帛由肩后沿身体两侧外展下垂,梁菩萨均为立像,跣足立于莲座上。西安路永明八年法海造像,主尊两侧胁侍为着Ⅹ形宽披帛。值得注意的是北川广元千佛崖大佛洞左壁菩萨立像,与法海造像左侧胁侍菩萨极为相似,头顶钧作双髻,着Ⅹ形披帛,宽大覆肩。广元菩萨着Ⅹ形宽披帛,还见于延昌三年释迦文佛的胁侍菩萨。麦积山这种覆肩Ⅹ形披帛,见于太和改制后的北魏中期菩萨像,如121窟正壁与左臂的比丘尼和菩萨,并且菩萨也为双髻,可以看出菩萨造像是由成都经广元像麦积山传播的轨迹。
 
最后更新于: 2013-12-02 14:40
 
四川万佛寺、西安路、商业街等地南朝佛教造像
2013-10-29 08:40

 四川万佛寺、西安路、商业街等地南朝佛教造像

        四川现有南朝造像,相对南京、浙江等地保存较为完好,且数量较多。主要出自成都、茂汶、绵阳等地,其中以成都地区规模最大。
        成都南朝造像,以出土点计有四处,分别为万佛寺、商业街、西安路及窄巷子。万佛寺废址位于成都西门外万佛桥附近,自清光绪年以来,陆续发掘出土石刻造像,南朝纪年像六件;商业街1991年出土九件佛教石刻造像,南朝纪年像二件;西安路1995年出土佛教石刻造像八件,南朝纪年像五件;窄巷子出土两件梁代大佛头石刻。
       此外,成都市西北的茂汶县,20世纪20年代出土一件刻有齐永明元年(483)铭文,正背面雕有无量寿佛、弥勒佛像的造像碑。位于成都东北“金牛道”上的绵阳汉阙,补刻有梁普通三年(522)的佛教造像。
(一)      造像分期
         四川南朝造像由于纪年明确,数量相对较多,阶段性风格特征鲜明,为分期提供了条件。其中刘宋纪年一例,萧齐三例,萧梁十余例,北周两例。北周造像也出于成都,且与萧齐造像相承,一并纳入四川南朝造像研究。
        上述造像整体风格演变大致有以下特征:造像形式上,背屏造像由早期的一铺三身增至一铺十一身,至北周,背屏造像趋于衰落,圆雕单体造像逐渐增多,现定为北周的造像均为单体圆雕,未见组合造像。佛像方面,佛衣由厚重外展变得单薄贴体,形体表现更为明显。佛头由逐渐代替早期无纹肉髻成为主流,并由高髻螺发向低髻螺发转变。菩萨方面,璎珞由简趋繁,宝冠由低变高。
四川南朝造像历宋、齐、梁、北周,依风格变化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以四川地区三件萧齐纪年造像为代表,分别为齐永明元年(483)茂汶出土的西凉曹比丘释玄嵩造无量寿佛及弥勒佛二尊像,齐永明八年(490)西安路出土法海造弥勒佛像及商业街齐建武二年(495)释法明造观世音成佛像。多为背屏式造像及造像碑,一佛二菩萨组合,佛多呈结跏趺坐,施无畏与愿印,佛头均为无纹肉髻,肉髻较高。佛衣未褒衣博带式,表现厚重,右领襟敷搭左肘,下摆呈三瓣式下垂覆亚形坛基。
        四川地区刘宋年间造像,仅有宋元嘉二年(425)造像的背面经变故事拓片,画面中部弦月形六人并坐像,据长广敏雄先生考为六菩萨坐像,佛像造型没有出现。川地萧齐最早纪年像为齐永明元年无量寿佛、弥勒佛二尊像,其中弥勒佛坐像与西安路齐永明八年弥勒佛坐像及商业街齐建武二年观音成佛坐像风格完全一致,可以看出,萧齐初年川地此类造像风格即已成熟,一期造像上限约当宋末齐初。
          四川萧齐纪年的几尊背屏造像,主尊两侧多雕有两尊胁侍菩萨立像,这一时期菩萨头饰形式较为丰富,齐永明元年造像碑左右两侧各雕有菩萨立像一尊,分别为低保冠和束髻,西安路齐永明八年背屏造像主尊两侧菩萨分别为三叶冠和束髻,商业街齐建武二年背屏造像右侧菩萨为束髻,左侧菩萨头部残损。萧齐时期菩萨头饰有低保冠、三叶冠和束髻,至萧梁时期多统一为高宝冠。并且萧齐的胁侍菩萨均着Ⅹ形披帛,于腹前交叉穿壁,没有出现萧梁时期造像中的Ⅹ形穗状璎珞。与栖霞山佛像均为螺发不同,川地一期造像少有螺发,多为无纹肉髻,至萧梁时期,螺发才逐渐成为主流,这或许暗示着影响四川南朝早期造像的因素较为复杂。这一时期佛像多为坐像,呈三瓣式裳悬座,至萧梁时多为立像,衣纹呈八字形外展下垂。在造像组合上,也由萧齐的一佛二菩萨增至萧梁时期的一铺多尊。
由上述造像因素分析,可将一期造像的下限,定在萧齐末年。
第二期:四川现有出土点明确的萧梁时期纪年石雕像,约有11件,以时间顺序例表如下:
四川地区萧梁时期纪年佛像一览表
名称
年代
出土地
题材
组合
造像形式
法海造像
天监三年(504)
西安路
无量寿佛
一佛二菩萨
背屏式造像,主尊及胁侍均站立
王叔子造像
天监十年(511)
商业街
释迦佛
一佛四菩萨
同上
康胜造像(图71)
普通四年(523)
万佛寺
释迦佛
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
背屏式造像,群像皆站立
 
普通六年(525)
万佛寺
释迦佛
背屏式造像,主尊结跏趺坐,胁侍站立
鄱阳王世子造像
中大通元年(529)
万佛寺
释迦佛
单遵佛像
圆雕立像
晃臧造像
中大通二年(530)
西安路
释迦佛
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
背屏式造像,群像皆站立
释僧显造像
中大通四年(532)
不详
释迦佛
同上
同上
上官法光造像
中大通五年(533)
万佛寺
释迦佛
同上
同上
侯朗造像
大同三年(537)
万佛寺
 
单尊佛像
圆雕立像
张元造像(图72、图73)
大同十一年(545)
西安路
释迦多宝佛
二佛五菩萨二弟子二力士
背屏式造像,两佛结跏趺坐,胁侍站立
比丘爱造像
太清二年(548)
万佛寺
观音菩萨
一观音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
背屏式造像,群像皆站立
丁文乱造像
太清三年(549)
不详
释迦佛
二佛一梵王二菩萨四弟子二力士
背屏式造像,主尊结跏趺坐,胁侍站立
柱僧逸造像
太清五年(551)
西安路
阿育王造像
单尊造像
圆雕立像,头光残
        此外,四川地区南朝造像还有绵阳平阳府君阙上有梁普通三年(522)补刻的佛像及菩萨像。重庆市博物馆藏大同三年(537)背屏式造像,雕有双立佛四菩萨五弟子二力士组合。四川大学藏太清三年(549)丁文乱造二坐佛像,均可作为辅助研究。
        萧梁时期较早的菩萨高宝冠,见西安路梁天监三年(504)法海造无量寿佛的二胁侍,此背屏造像主尊为立像,衣着及二胁侍菩萨风格与法海造像一致,王叔子造像已为高髻螺发,这也是四川地区现存最早有纪年的螺发佛像,高宝冠及螺发,为四川二期造像的特征,两件作品中的菩萨造型,仍延续了一期造像中的Ⅹ形披帛,不见璎珞,可视为二期造像的早期形式,二期上限应定在萧梁初年。
        成都地区公元556年归北周所有,其造像风格又有较大变化,如背屏造像趋于消失,菩萨璎珞装饰复杂,二期造像的下限可定在萧梁末年。这一期造像也是川地南朝造像中数量较多,且形式多样的阶段,其间出现单体圆雕造像,同时背屏造像组合增多。佛衣呈“褒衣博带演化式”也出现在二期,以这一形式出现为界,第二期造像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四川地区“褒衣博带演化式”较早见梁中大通元年鄱阳王世子造像,可视为后一阶段的开始,另有西安路出土的梁大同十一年张元造双佛像左侧坐佛,与之类似的造像还见《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图版11及西安路出土编号为H1:6左侧坐佛。着此佛衣的造像,衣裙皆较前一阶段单薄,衣褶贴体,立佛下摆也趋垂直,不似前阶段外展飘逸。一期及二期前阶段佛衣较为厚重,下摆外展的风格仍在延续,如万佛寺梁中大通五年上官法光造释迦佛立像及太清二年的观音菩萨立像,主尊衣饰均呈外展式下垂。萧梁时期坐佛,裳悬座多为八字形外展下垂式,不见一期造像中的三瓣式裳悬,菩萨身披Ⅹ形穗状璎珞,在四川出现于二期造像中,最早见于万佛寺梁普通四年康胜造像,主尊两侧胁侍菩萨身披Ⅹ形披帛,饰有Ⅹ形璎珞,并于腹前交叉穿壁,此后萧梁时期的菩萨均披有Ⅹ形穗状璎珞。
         四川二期造像佛头发式有无纹肉髻及螺发两种,前者是一期造像的延续,后者始见于二期造像,最早见商业街梁天监十年王叔子造释迦佛像,为高髻螺发。由万佛寺唐佛肉髻趋于低缓来看,四川地区南朝佛头螺发应由高向低演化,现藏四川省博物馆诸多螺发佛头,其肉髻有高低之分,将其按高低之序排列,可发现肉髻较高脸型较长,肉髻较低者,脸型也较丰圆,可以看出由“秀骨清像”向“面短而艳”的转变,正发生在四川二期造像即萧梁时期。
       四川南朝一期造像组合多为一佛二菩萨,第二期初期,如西安路梁天监三年法海造像仍为一佛二菩萨,商业街梁天监十年王叔子造像组合增至一佛二菩萨二力士,其后万佛寺梁普通四年康胜造像组合为一佛四弟子四菩萨二力士,普通四年后萧梁造像组合较多,并出现双佛及三佛携众多胁侍的组合。
       四川萧梁时期造像的又一特点,是双身像或三身像的出现和流行,主尊为双佛、三佛或双观音菩萨像。西安路梁大同十一年(545)张元造像,为“敬造释迦多宝石像”,四川大学藏太清三年造像,主尊均为双立佛。西安路编号为H1:6造像为三佛并坐像(图74),与张元造像风格相近,应为同期作品。《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一书中部分图片年代确定有误,据四川省博物馆的袁曙光先生考证,图版28,、27分别为像碑的正面上下部分,雕有双观音像,时间为萧梁,图版29、30分别为背面上下部分,浮雕有经变故事。吉村怜先生在《南朝的(法华经)普门品变相》一文中论述该经变故事为《法华经.普门品》变相。书中图版26造像残座与图版27形制一样,残存的双莲座上,留有双足痕迹,也应是同期双观音菩萨造像。栖霞山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出现时间约在齐永明年间,云冈释迦、多宝佛对坐像出现在二期最早的7、8双窟内,约完成在孝文帝初期,这一题材随风行在以后的云冈及龙门造像。20世纪50年代河北曲阳修德寺出土了大量白石造像,其中北齐纪年造像中出现了双释迦佛、双观音菩萨、双思惟菩萨、双菩萨像,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隋代,其题材选择不见同期北方其他地区,而与四川萧梁时期造像极为相似,风格来源应与南朝造像有关。
        第三期;成都地区于公元556年归北周所有,由此开始四川三期造像,此间造像风格较齐、梁时期有较大变化,形体表现进一步加强,单尊圆雕取代了背屏式造像。四川第三期造像以万佛寺北周天和二年(567)菩萨残躯为例,其复杂的串珠式璎珞取代了二期造像中的Ⅹ形穗状璎珞,风格极具地方特色,为麦积山所不见,菩萨身躯表现清晰,衣博贴体,衣褶多用仿泥塑贴条技法,相同的表现技法还见于北周保定二至五年(562—565)阿育王造像,与之相似的造像在四川,较早见西安路梁太清五年(551)阿育王造像(图75),可以看出成都为北周占领后,其造像风格是二期造像的延续和发展。上述阿育王像均为立像,着通肩式袈裟,佛衣贴体,衣纹居中呈弧形下垂。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造像中还有几尊类似造型,疑均为阿育王。据袁曙光先生介绍,万佛寺诸多散落佛头中有阿育王像,作犍陀罗波浪式发髻,并雕有两撇胡须,与西安路太清五年阿育王像相同,系外来造型,可见当时对阿育王的表现是在恪守着一种程式进行的。成都在梁末至北周佛教造像风格的转变,外来影响应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二)      观世音菩萨造像与阿育王造像
        四川地区南朝造像题材有弥勒佛、释迦佛、无量寿佛、观音菩萨、三世佛及释迦、多宝佛等,还有诸尊阿育王造像。中国流行弥勒信仰含有上生及下生两方面思想,上生是指信奉者死后能往生弥勒菩萨的居所兜率宫,下生是指信奉者随弥勒佛于龙华树下闻法而得渡。4至5世纪初弥勒三经:《成佛经》《上生经》《下生经》相继译成汉文,与《妙法莲华经》成为弥勒信仰的主要依据。川地流行的释迦佛、观音菩萨、三世佛、千佛、释迦、多宝佛也多取自后秦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造像题材多与栖霞山造像取意相同,以下仅就观世音菩萨造像及阿育王造像试作分析。
1.观世音菩萨造像
       涉及观世音菩萨的经典较多,流行较广的是《法华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此品经文也单独流行,被称为《观世音经》。两晋之际,《法华经》有两个译本,分别是西晋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及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
        有关观世音菩萨供养记载,最早见于东晋太元(376—396)年间,《系观世音应验记》十三条云:“晋太元中,北彭城有一人,被枉作贼,本供养观世音金像,恒带颈发中。后出受刑,愈益存念,于是下手刀即折。”典籍中有关观音菩萨造像较早出自东晋,《历代名画记》载戴逵(326—396)“曾造无量寿木像,高六丈,并菩萨”。戴逵所造无量寿佛的胁侍中应有观音菩萨。佛典中有关西方三圣的记载较早见于曹魏嘉平四年(252)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卷下:“无量寿佛国有二菩萨,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戴逵的造像组合应源自此书。
        现存观音菩萨最早纪年造像,出于炳灵寺西秦建弘元年(420)第169窟第6号龛内,主尊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与覆莲座上,左上方墨书“无量寿佛”,主尊南侧菩萨,立于莲台上,右上方墨书“观世音菩萨”,主尊北侧菩萨右上方墨书“得大势至菩萨”。时间上南方观世音菩萨造像要早于北方。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50年代,河北曲阳修德寺出土了大批石造像,其中双立菩萨不见北方同期造像,在万佛寺可找到其风格原型。
        栖霞山一期下026窟为一佛二菩萨,由于无铭文,尚无法确定是否为西方三圣。四川最早涉及观音菩萨题材的造像,出自万佛寺宋元嘉二年(425)石刻相碑,石刻画像为《法华经.普门品变相》,经变画中并未明确有观世音造像,值得注意的是吉村怜先生认为,这幅经变故事画与《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图版29相似,应为同时期,并认为元嘉二年这幅石刻画背面以雕刻观世音像最为可能,据笔者实地考证,书中图版28、27分别为图版29、30的正面上、下部分,雕有双观音菩萨造像(图76、图77),这与吉村怜先生的推论相吻合。图版28右下方菩萨头戴高宝冠,菩萨衣博贴体,身披璎珞,图版27右下方的力士造型,均显出四川萧梁时期造像特征,与萧齐年间造像风格不符,只是年代更似萧梁时期作品。
        四川地区较明确的观世音造像,出现在茂汶齐永明元年造像碑上,像碑背面据榜题可确定为无量寿佛,其左右条石侧面雕有二菩萨立像,刘宋畺良耶舍与元嘉初年译《佛记观无量寿经》对西方三圣的组合有叙:“无量寿佛住立空中,观世音、大势至是二大力士侍立左右。”释玄嵩造像碑上无量寿佛左侧菩萨应为观世音,这也是现存南朝最早的观世音菩萨造像。栖霞山二期造的无量殿,主尊为无量寿佛,其左侧菩萨立像也应是观世音,建造时间在永明年间,与四川茂汶造像碑时间相近,信奉西方无量寿佛及观世音菩萨成为南朝佛教信仰的主流。在印度,贵霜王朝时期,秣菟罗地区多造释迦佛像,且都为菩萨名,犍陀罗地区菩萨多为释迦佛和弥勒佛。4世纪至6世纪,犍陀罗地区由于白匈奴的入侵,造像趋于衰落,同期在中印度的秣菟罗、萨尔那特及德干高原,盛行雕造观世音菩萨。5世纪初,法显为求戒律远赴印度,据《法显传》记载,在秣菟罗国,大乘教徒盛行于供养观世音菩萨像。南朝盛行的观世音信仰,似与印度中部地区同类信仰有关。
2.阿育王造像
       盛于萧梁至北周时期的阿育王造像题材,成为四川南朝造像的一大特色。阿育王(约前273—前232)为印度孔雀王朝的国王,其统治下的王朝是印度历史上空前统一的大帝国,并且阿育王还以保护佛教著称,被佛教徒尊为“法阿育王”。佛教在他的支持下,由印度的恒河流域扩展到次大陆各地,并传播西至地中海东部沿岸国家,北到克什米尔白沙瓦,南到斯里兰卡,进入东南亚,传入中土有关阿育王的译籍有西晋安法饮译《阿育王传》及《阿育王经》,二者为同本异译。阿育王除大规模供养沙门,其宣传佛教最得力的方式是广建佛塔、树立石碑石柱。在中土,有关阿育王寺的建造,较早见《水经注》卷23“获水”条:“获水由净净沟向东,流经阿育王寺北侧”,传为楚王英所造。浙江垠县阿育王寺始建于西晋太康二年(281),其中阿育王塔为慧达于太康年间入会稽鄮山寻得。《高僧传》卷十三载:“东晋咸和年间,于丹阳尹高悝,于张侯桥浦里,掘得阿育王金像,供于长干寺。”这是有关供奉阿育王像的较早记载。同书卷五(释昙翼传)传载:“晋太元十九年(394)甲午之岁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现于城北,光相冲天,时白马寺僧众,先往迎接,不能令动,翼乃往袛礼,谓众曰:‘当是阿育王像,降我长沙寺焉。’”可见,南方为阿育王造像在东晋年间就已流行,阿育王寺及塔的建筑要更早。
        南朝萧梁年间,是改造阿育王寺塔,造阿育王像的又一高峰,《法苑珠林》卷三十八载:“梁武帝于葡萄三年(522),于会稽鄮县(旧有阿育王塔处)建木浮图、堂殿、房廊,周环备满,号阿育王寺。”《梁书》卷五十四《海南诸国传》记大同三年(537)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僧伽婆罗于天监十一年在建康译《阿育王经》,初翻日,“帝躬自笔受”。由上述记载可知,阿育王信仰在浙江阿育王寺、建康长干寺、荆州长沙寺及成都均有之,南方长江沿线流行较为普遍。四川萧梁、北周时期出现的诸多阿育王像,当得力于梁武帝的积极推动。其明显的外来特征,应与当时南海诸国与南朝频繁的佛教往来有关。
       据考古实物发现,四川在南北朝造像高峰之前,就出现过佛教造像的兴盛时期,时间约在汉至蜀汉间,被学界称为早期佛教造像时期,其造像传入途径也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阮荣春先生认为早期造像由中印度传入中土,首先进入四川、交趾,而后东传至湖北、江苏、浙江等几个南方的政治文化重心地区。这样,四川就成为较早接受印度造像的地区。
       四川佛教造像以现有实物资料龛,早期蜀汉之前的造像,与南北朝造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间隔西晋、东晋,有约一个半世纪的佛教造像空白期。四川南北朝时期最早的纪年像为齐永明元年像,且川地现有三尊萧齐年间造像,佛像均为无纹肉髻,表现出于同期建康的螺发不同的造型取向,而三尊造像着褒衣博带式佛衣应取自建康,无纹肉髻取自何处成为问题,并且这种发式延续至萧梁年间,与同期出现的螺发并存。
        无纹肉髻在印度的中部秣菟罗地区级北部的犍陀罗地区均有,四川早期造像就有无纹肉髻,如乐山麻浩1号崖墓佛像,十六国时期北方造像也多为无纹肉髻,因此,川地这一发式是在恪守早期造像特征,还是受到来自北方造像的影响,国如阮荣春先生提到的因中印度笈多造像北上四川所致,尚待深入研究。以四川南北朝时期造像的整体风格变化龛,是与栖霞山造像保持一致的。由川地汉至北周造像风格来看,早期造像直接受到来自印度的影响,而在南北朝时期的风格变化则主要源自建康。

 

最后更新于: 2014-03-10 08:13
 
南朝造像—浙江新昌大佛与千佛岩造像
2013-10-24 16:11

 浙江新昌大佛与千佛岩造像

(一) 新昌大佛集千佛岩沿革
  浙江现存南朝佛教造像以新昌县较为集中,这里地处天台、四明、会稽山脉交叉盘结之区,名山沃州、天姥、石城、南岩、东铆环布其中。石城山又名南明山,山中有石城寺和千佛岩两座石窟,位于县西南2公里处,均为南朝遗迹。
  今新昌地六朝时归属会稽郡剡县,东晋成帝咸和以后,朝廷发生有关僧人地位之争,几位僧人领袖从都城转向东部山区,在会稽山和剡山一带形成了新的佛教中心。剡洞的佛教就是在这一契机下繁荣起来的,竺潜、支遁、于法兰、于法开等人都在这一时期先后聚于剡东沃州、石城一带。
  两晋之际,兴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般若学思潮,把魏晋玄学的争论带到佛学中来,引起佛教般若学内部学派的分化。产生有支遁的“即色宗“、于法开的”识含宗“于道邃的”缘会宗“、竺法蕴的“无心宗”、竺道一的“幻化宗”及道安的“本无宗”和竺潜的“本无异宗”合一家,刘宋坛济称其为“六家七宗”。其中有六家在剡东。沃州铆山有竺潜、竺法蕴而家,石城有支遁、于法兰、于道邃三家,另外竺道一也曾长隐沃州。晋迁江左,中原衣冠之盛,咸萃于越,为六州文物之薮。
  石城开山祖师是昙光(287—396),于晋永和初年栖止于山南石室6中,建隐岳寺,之后于法兰在石城建元化寺。至齐永明四年(486),僧护比丘又建石城寺,使石城山中隐岳、元化、石城三寺“鼎足而处”。
  僧护在建石城寺时,并雕造了弥勒大佛,据刘勰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以下简称《刘勰碑》)载僧护:“削成青壁,当于前巘,天诱其衷,神启其虑,心画目准,愿造弥勒。敬拟千尺,古坐形十丈。…..克勤心力,允集劝助,疏凿积年,仅成面璞。”同碑另记:“初护公所镌,失在浮浅”,可知僧护所雕大佛近似浮雕效果。建武五年(498)僧护去世,大佛造像一度搁浅。僧淑到石城继续了僧护的事业,但因“运属齐末,资力莫由,未获成遂”。
  至梁天监十二年(513),大佛雕凿再次开工,由京城定林寺僧祐专任像事,并得到梁武帝及建安王萧伟的支持,《高僧传.僧护》记:“咸即驰启建安王,王即以上闻,敕僧祐律师专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诵充遍,抽舍金贝,誓取成毕。”
  僧祐改造弥勒大像是在僧护及僧淑功德基础上进行的。僧护造像《刘勰碑》载:“疏凿积年,仅成面璞。此外则硕树朦胧,巨藤交梗。后原燎及岗,林焚见石,有自然相光,正环像上,两际圆满,高焰峰锐,势超匠楷,功逾琢磨,法俗咸竦心惊观,佥曰冥造,非今朝也。”僧护造像只着手于佛的面部,而佛身其他部位,是取山体自然之势,未经人工雕琢,并且其面部雕造,在僧祐看来,也是“失在浮浅”。
《刘勰碑》载,僧护“愿造弥勒,敬拟千尺,古坐形十丈”,其坐像高度与僧祐造像“像身坐高五丈”也不一致,由文中“冠彩虹霓”一语,疑僧护当年所造弥勒为菩萨身,头着冠,两腿呈交脚状。
《高僧传.僧护》记僧祐改造大像:“椎凿响于霞上,部石洒平云表,命世之转关,旷代之鸿作也,……乃铲如五丈,更施顶髻,及身相克成。”僧祐的改造工程浩大,并且造像因素也不同于僧护,其一,将浮雕式头像改为全身式圆雕;其二,改造弥勒头顶;其三,将原像坐高十丈,改为坐高五丈。《刘勰碑》记至天监十五年(516)“汝画云毕,像身坐高五丈,若立形足至顶十丈,圆光四丈,座轮一丈五尺,从地随龛光焰通高十丈。”
  以齐梁时一尺约合今24厘米,佛像坐高五丈约合12米。1991年实测大像:身总高(颈到趺座)7.75米,头高(包括螺髻)4,39米,两项合计坐佛高:12.14米,与《刘勰碑》所记基本相符。碑中另记:“从地随龛光焰通高十丈”,应指合坛基、佛高及光焰的总高度。据新昌《大佛寺志》副主编陈载阳先生说,寺内地面下挖约一公尺尚存旧时地面。现坛基高1.91米,若加地下1米,合计旧时坛基高为2.91米,约合齐梁时一丈二尺,与碑中“座轮一丈五尺”相近。若加上实际坐像高度计火焰高度,当与《刘勰碑》中“通高十丈”相去不远。
  在《刘勰碑》及北宋及咸平五年(1002)辨端撰《新昌县石城山大佛身量记》中均提到佛有“坐高”和“立形”两项,其中“立形”高度应由坐高换算而成。清工布查布译《造像量度经》中,结跏趺坐佛由顶髻至趺座总高度以自手指量为68指,立佛高为120指,及结跏趺坐佛与立佛高度比,按佛像制造仪轨约为1:2.《刘勰碑》中“佛身坐高五丈,若立形足至顶十丈”,所呈“坐”、“立”比例正是1:2,与佛经中结跏趺坐与理想的比例一致。
  另据辨端《新昌县石城山大佛身量记》载,大像“两膝跏趺相去四丈五尺”,僧祐造像姿态应为结跏趺坐,施禅定印。北方永靖炳灵寺169窟中有多组三世坐佛像,时间约在420年左右,均为结跏趺坐,施禅定印,其中当有弥勒佛像。南方有弥勒佛造像坐姿的记载,较早为《名僧传》记宋龙华寺道矫于宋元嘉十六年(439)“造夹苎弥勒倚像一躯,高一丈六尺”。略迟于僧佑造大佛的梁普通六年,有公孙城夫妇造弥勒铜像亦作倚坐。对弥勒坐佛的表现,常见倚坐施说法印和结跏趺坐施禅定印两种方式。 
 《刘勰碑》描述了僧佑雕凿大佛手印的过程:“雕刻右掌,忽然横绝,改断下分,始合折中,方知自断之异,神匠所栽也”。像作双手相叠之禅定相,其过程有灵应之奇。有学者认为僧佑“雕刻右掌,忽然横绝”为施无畏印,此属不吉之兆,似与“感通之妙”难以相联。结跏趺坐施无畏印也不见其他弥勒造像。现大佛两掌之间并无横绝深缝,当为后人泥塑所掩。僧佑将弥勒头顶改为“绀螺云覆”,即弥勒作佛状,饰螺发。此与栖霞山齐永明二年造无量寿佛一致。石城大佛的基本造型,南朝至今并未变化。  
   僧佑造像以后,迄今大佛经过多次维修,见著文献约有十余次,规模较大的有:第一次见《国清百录》为智顗大师临终给晋王杨广留下的三个遗愿,其中之一是“剡县十丈弥勒石像金色剥坏,愿更庄严”。杨广即在智顗圆寂次年(598)予以修缮。  
           第二次是在唐开元年间(713—741),越州法华寺高僧玄俨律师(675—741)对弥勒像重修倾力甚多,《宋高僧传》卷十四载玄俨:“内倾衣钵,外率檀那,布以黄金之色,镕以白银之相,铜锡铅错,球琳琅玕,七宝由是浑成,八珍于焉具足。……俨之功德不可思议者也。”
    唐末黄巢起义,殃及石城寺,武肃王钱繆“以后梁开平三年(909)始赐钱八千万,起弥勒宝阁三层,建寺三百余间。”此次记载未述及对大佛的庄严 
   第四次修葺是在北宋开宝六年(973),“忠懿王钱淑驭邦斯久,惟日是求,嗟龙像之辉光,为鼠雀之穿坏,又渥其涂彩,葺以梓材。因塑两菩萨并高七丈,俾夹侍大像于阁前。”这次维修记载在钱惟演所作碑铭中。其中胁侍菩萨今已不见,值得注意的是钱淑庄严大像“葺以梓材”。 
   1989年,大佛左臂肩及胸腹大块泥层发生塌落,露出隐在泥层里的木框架和石胎,石胎和泥层中间有木框相连接。木框架用钻孔法契樁于石胎中,再钉上直、横条目或薄板,泥层敷在木框架上,并裹以生漆苎麻布,然后进行衣褶的加工、磨光和裱金。1990年6月开始的修缮工作由“新昌弥勒大佛修缮工作委员会”领导进行,修缮过程中发现大佛两面颊部位也有木框,五官部位是否有木框尚不清楚。今像实为石胎木架夹苎敷泥裱金像。
  僧佑在石城寺石佛工程完成后两年,即天监十七年(518)卒于建初寺,《高僧传·僧佑》载:“弟子正度立碑颂德,东莞刘勰制文”。并且刘勰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也是应僧佑所邀而作,文中明确大佛为石佛。唐末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所记石城大佛为石像,与《刘勰碑》一致。石城大佛由石像变为石胎泥塑像,应在唐末以后。
北宋咸平五年(1002),僧辨端撰《新昌县石城山大佛身量记》对弥勒造像尺寸记录甚详,“龛高一十一丈,广七尺,深五丈。佛身通高一十丈,座广五丈有六尺,其面自发际至颐长一丈八尺,广亦如之,目长六尺三寸,眉长七尺五寸,耳长一丈二尺,鼻长五尺三寸,口广六尺二寸,从发际至顶高一丈三尺,指掌通长一丈二尺五寸,广六尺五寸,足亦如之,两膝跏趺相去四丈五尺。”之后的一次修缮为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钱惟演碑中记:“州助教石湛舍钱百万,重修宝阁……县令唐白,因感灵梦,冀率邑人加檀施石氏与进士董遂良,德工舍钱八万,粉绘真相,亢工如素。”辨端记录在钱淑庄严大佛之后,石湛之前,实为对钱淑庄严的一次记录。
  宋代一尺合今30.7厘米,以此折算佛身通高十丈,应有30.7米,佛身通高十丈应指立佛高度,取其一半结跏趺坐高度为五丈,也有15.35米,显然不合实际。辨端似沿用齐、梁时期的度量,即一尺合今约24厘米,以此折算辨端测录,并与1991年勘测相关数据进行比对如下(单位:mm):
 
耳长
鼻长
眉长
目长
发际至颐长
两膝间距
指掌长
指掌宽
辨端测
2880
1270
1800
1510
4320
1080
3000
1560
1991年新昌弥勒大佛修缮工作委员会测
左耳2800右耳2520
1480
右眉1430左眉1340
左眼1080右眼1340
2960
1065
2900
1200
辨端数据集现在所测,出入主要在脸部,或因庄严描绘出入所致,从许多数据域当前一致来看,辨端的《新昌县石城山大佛身量记》应视为较可靠的记录。钱淑以后,对佛像进行大规模结构变动的修葺不见记载,现在所见石胎泥塑像,应源自钱淑“葺以梓材”。前文有述,僧祐当初造像即为结跏趺坐,、施禅定印、顶为螺发,这些因素均为钱淑保留并延续至今。
  石城寺内另一处南朝石窟为千佛岩(即千佛禅院),位于石城寺西北,千佛岩开山时间在东晋永和年间(345—356),与昙光来石城创隐岳寺同时,于法兰在石城山创元化寺,即千佛禅院前身。《高僧传》卷四载:“于法兰……后闻江东山水,剡县称奇,乃徐步东瓯,远瞩嵊,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元化寺也。”“于法开,事兰公为弟子,俄而帝崩(东晋穆帝升平五年,361年崩),还剡石城,续修元化寺。”
  元化寺开窟造像始于齐永明中,《嘉泰会稽志》载:“千佛岩石窟寺齐永明中(483—493)建,会昌灭佛,寺废。后晋开运三年(946),知县赵仁爽重建,名千佛禅院。宋大中祥符(1008—1016)改七宝院。明洪武十五年(1382),复名千佛院。”《万历新昌县志》卷十二记:“七宝院,元化寺,东晋高僧于法兰建,曾与石城,隐岳鼎足而立。”
千佛岩削壁如墙,有四座互为连通的岩洞组成,龛像雕凿于中间两窟中。现所见千佛岩为大小洞窟各一:右边大窟后壁正中雕释迦佛坐像,像右侧列千佛六区,左侧列千佛四区,每区成一方块,每一方块内纵排十小龛,横排十一小龛,每区正中约占九小龛的位置雕一较大龛,龛中雕一坐佛,均庄严一新。大龛造像形体肥硕,螺发,施禅定印,结跏趺坐,衣不覆坛,与石城寺大佛相似。小龛千佛多着通肩衣。左右千佛之外侧,各雕一护法像(图66、图67),头均残损,衣裙呈鱼鳍状外展。左边小窟正壁雕有千佛,正中有释迦佛坐像龛,佛坐方形坛基,结跏趺坐,施禅定印,裳悬座,外着通肩衣,内穿僧袛支,佛头发式漫漶不清,千佛造型均同此佛。与右边大窟不同的是,小窟所有造像均衣襞覆坛。
 
(二)新昌大佛集千佛岩造像因素分析
1.裳悬座
  石城千佛岩造像开凿于齐永明年间(483—493),时间属栖霞山二期,其中小窟正壁主像,坐于方形坛基上,上身修长,下垂佛衣覆坛基一半。栖霞山在二期造像中出现了方形坛基,如下022窟,时间在齐建元元年至永明二年(479—484)之间,应略早于石城。同期,栖霞山造像形体明显拉长,如下022、下021窟,这一特征也见于石城千佛岩小窟主尊。并且栖霞山下022窟内也凿有千佛,因部分水泥剥落,可看出佛坐姿与衣襞覆坛的裳悬座,形式皆同石城小窟千佛,从中可看出建康和剡地佛教造像联系之密切。石城造像裳悬座因素的出现,证实了这一形式在南朝流行的广泛。
  石城千佛岩大窟后壁主尊及区内正中较大佛像,皆修葺一新,造型似摹自石城大佛,不同于邻窟造像,疑为后人庄严补塑。大窟内小千佛均结跏趺坐,施禅定印,着通肩衣。值得注意的是,此窟千佛衣襞未下垂,同样,出自吴郡齐永明六年(488)的维卫尊佛(图68),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梁天监四年(505)坐佛,以及现石城弥勒大佛,衣襞均未下垂覆坛,说明这种形式与相邻小窟千佛衣襞覆坛同时并存。
  现存早期南朝金铜佛中,裳悬式佛衣极少见到,至萧梁时才看到这一形式的运用,如梁大同七年(541)张兴尊造释迦佛像(图69),而宋元嘉十四年(437)韩谦造像(图70)及元嘉二十八年(451)刘国之造像衣襞均未覆坛,仅从南方金铜佛的发展演变来看,裳悬式佛衣发生较迟。若结合南朝石窟造像因素看,栖霞山一期就有较成熟的衣襞覆坛,并在萧齐时期普遍出现在四川、浙江等地。以现有实物资料可得出,南朝宋梁年间,坐佛衣襞覆坛与未覆坛同时并存且各自独立发展。
  北方十六国时期石窟及金铜佛造像均不见衣襞覆坛的裳悬座,至孝文帝改制,北魏佛教造像吸收了南朝这一特有形式,遂使此风大兴于云冈、龙门及巩县石窟,取代了早期形式,直到东魏、北齐,衣不覆坛形式才得以恢复,多见于响堂山及安阳大留圣石窟。
 
2.Ⅹ形披帛
  石城千佛岩大窟,左右千佛外侧,各雕护法一尊,高一米多,立于西侧者手持金刚杵,立于东首者右手持剑。西侧护法头已不存,东侧护法头残损不可识,两护法皆着Ⅹ形披帛,交叉于腹前,披帛在肩部和下弧形处较宽,中间部分较窄,绕至肩后与下摆沿身体两侧呈外展式下垂。齐永明元年(483)四川茂汶造像碑侧面两条石上的菩萨即着Ⅹ形披帛,成都西安路齐永明八年(490)弥勒坐佛两胁侍菩萨也着Ⅹ形宽肩披帛,北方较早出现Ⅹ形披帛是在云冈二期1、2、5、6窟中,时间距迁都不远,当与孝文帝太和十年至十九年的服制改革相关。南方Ⅹ形宽肩披帛的出现要早于北方,最迟在齐永明初年,南方这一形制就在建康、成都、新昌等地广为流传。
 
3.螺发
  南朝佛作螺发,较早见于栖霞山一期造像,浙江地区现存较早的螺发造像为齐永明六年吴郡造维卫尊佛,维卫尊佛是佛教小乘七佛之一。据《两浙金石志》记载这尊像道:“汉顺帝时分浙江以西为吴郡,以东为会稽郡,南朝又于此置东扬州,此石刻称吴郡或延用旧称。”此佛着通肩衣,施禅定印,结跏趺坐,无座坛,石城千佛岩开凿时间与维卫尊佛同时,其中大窟正壁大像及区内正中较大佛皆为螺发,不似六朝原物。东侧小窟千佛多为素面高肉髻,原作是否有螺发已不可知。僧祐在梁天监十二年(513)动工改造的石城大佛为螺发。四川地区现有萧齐时期的佛像均为素面高髻,至梁代出现较多的螺发造像,记年中较早的为成都商业街出土的梁天监十年(511)王叔子造像。依现有资料看,浙江地区螺发的出现要比四川地区早,剡地与建康的佛教造像在题材和造型选择上审美取向更为一致。
 
4.禅定印与结跏趺坐
  石城千佛岩及弥勒大佛均呈结跏趺坐,栖霞山在一期及二期的大部分时期里也为这种造型。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多为结跏趺坐,施禅定印,至南北朝初期,南方仍以这一形式为主,北方较多出现说法印。5世纪中国坐禅金铜佛的显著特点是:佛衣下垂于交叉的双手下,完全遮住双腿,并且宽阔大袖遮住双膝,这一形式的佛衣并未覆坛,类似的作法见贵霜时期秣菟罗门楣浮雕佛像。栖霞山坐禅佛与同期金铜佛有所区别,结跏趺坐以右脚搭于左腿之上,右脚暴露在外,这一形式还见于石城千佛岩小窟正壁大佛。现藏印度勒克瑙国家博物馆贵霜时期秣菟罗石佛像,就具备这些特征,只是印度造像没有出现衣襞覆坛。据上述分析,可将5世纪南朝施禅定印坐佛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佛衣遮脚,但不覆坛;一是衣襞覆坛,佛露右脚。这两种形式的原型,均可在中印度见到。
  栖霞山无量寿大佛,佛衣遮脚并下垂覆坛,但细看不难辨出,原像曾塑有右脚,痕迹尚存,推想此像应与前期造像一样,为露右脚,经后人庄严掩去了。石城弥勒大佛脚被佛衣遮挡,与维卫尊佛相同,这一形制当没有垂衣覆坛。现大佛坛基浮雕有一组佛传故事,非六朝作品。《刘勰碑》中记:“座轮一丈五尺”,当时应有座轮显现,未被下垂佛衣所掩。佛像虽经后世多次修葺,佛衣未作下垂应为当初原样。栖霞山大佛集石城大佛均请僧佑“准画仪轨”,在涉及上他还是略有区别的。
  剡县地属会稽郡,东汉灵帝(168—188)末年,国都所在关洛地区陷入战乱,安世高“乃振锡江南,……后复到广州,……东游遂达会稽”,在他的三个高足中,就有会稽人陈慧。在会稽郡辖区的方志中,如鄞、慈溪县、新昌县、嵊县,均有魏晋时期建造寺院的记载。此外,魏晋时期胡俑则在浙江、江苏出土较多,其中又以浙江东北部出土最多,均为越窑产青瓷胡俑,多置于堆塑罐(魂瓶)上。鄞县就是浙江这种堆塑罐的主要烧制地。现有堆塑罐记年最早的为吴太平二年(257),即出自鄞县浦合镇。
   六朝之初,吴境扬州最为富庶,其中尤以三吴及会稽最为突出,吴之军国所需大都仰赖吴会地区供应,两晋之际,会稽为北方大族聚居地,发达的地方经济为文化发展提供了依托。会稽郡东临海,沿海的?阿育王寺据载建于晋太康二年(281),天童寺建于晋永康年间,东晋时期佛像雕塑大家戴逵(326—396)及其子戴颙(377—441)也隐居于剡县。,《晋书》卷七十四记:“逵后徙居会稽之剡县,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武帝时,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累征,辞父疾不就。”《宋书》卷六十三记戴颙:“以父不仕,复修其业……会稽剡县多名山,故世居剡下。”这里素有“东南佛国”之称。

   此外,东汉时,自会稽江海至交趾的航海线已经形成,汉末建安元年(196)孙策追击,王朗欲泛舟走交州,为兵所阻,降于孙策。文献中对僧人由建康、会稽往来交州之间的记载不够明确,康僧会赤乌十年(247)由交趾到达建邺及东晋石城山元化寺,高僧于法兰西行求法至交州遇疾,终于象林。二人是循海路或陆路,《高僧传》及《祐录》均不见记,会稽地区佛教造像之兴盛除受来自内地的影响外,是否有海路传入路线值得关注。

最后更新于: 2013-12-02 14:57
 
南朝佛像—南京栖霞山石窟佛像
2013-10-24 15:59
南京栖霞山石窟佛像
(一)造像分期
      栖霞山旧称摄山据陈江总《金陵摄山栖霞寺碑》、唐《摄山栖霞寺明征君碑》及《高僧传》记载,南朝刘宋泰始年间(465—471),山东平原鬲县居士明僧绍来到摄山,披荆斩棘,结庐隐居。刘宋末年法度禅师,自黄龙来到建康,并于摄山讲授《无量寿经》。南齐永明元年,明僧绍社宅为寺,称“栖霞精舍”,这便是栖霞寺建立的开端。《景定建康志》记摄山于栖霞寺外,尚有庆云寺、止观寺。存留至今,代有修葺的只有栖霞寺。《南朝佛寺志》谓:“栖霞寺至唐高祖改为功德寺,南唐号妙音寺,宋太平兴国中号普云寺,景德初仍为栖霞禅寺、元祐中改为,然至今任皆呼之为栖霞。”
      栖霞寺坐东朝西,其东南、东北为南朝石窟造像所在地。向达先生1925年对此处考察,数得石窟佛龛共计294个。造像坐落位置可分为两大块,一处为底层环绕无量殿的石窟群,一处在山顶纱帽峰一带,而以底层造像保存较好,上述造像中均无明确纪年。
   栖霞山石窟,石质属侏罗系长石砂岩,质地疏松,易剥蚀自南齐大规模雕造后,历代又多次庄严、修葺。萧梁天监十年,太尉临川靖惠王道契真如,爱撒帑臧,复加莹饰,并在天监十五年,造无量寿佛一躯,合高五丈,齐梁时一尺约合今24厘米,五丈相当于12米,此像今不见于摄山。唐以后造像庄严之事,无从考证。据向达先生考,宋宝元至淳熙年间有过柱饰庄严。明嘉靖中,郑晓重装无量寿佛及左右二菩萨,现窟内铭文多为明隆万太监补修遗留。20世纪20年代,栖霞寺僧若舜以水泥涂缮佛身,使原作面目全非,终止了人们对是佛造像的研究。随着近年水泥剥离工作的进展,原作面貌得到显现,也为着手研究创造了条件。
   依据文献记载及造像风格演变,现将栖霞石窟造像大致分为三期(栖霞石窟的编号已有多家单位做过,本文引用了南京神艺公司用红漆书于窟门的编号):
第一期约建于晋宋之际至宋永光元年。以无量殿左边编号为下026、下024两窟造像为代表。
 下026窟,为单佛窟,穹窿形窟顶,主尊结跏趺坐于亚形坛基上,手残缺,佛衣下垂覆坛,呈八字形外展,佛装衣纹集束于左肩,阶梯形衣纹,平直刀法,螺发,螺髻残毁,头后塑圆形莲花,主尊躯干短且宽,呈方形。两侧胁侍菩萨,立于圆形莲座上,头戴方形宝冠,衣饰漫漶不可识。
 下024窟,为三壁三龛窟,穹窿形窟顶,三尊主像均结跏趺坐于亚形坛基上(图59、60),佛衣下垂覆坛,呈八字形外展,佛装领口呈U形下垂,内着僧袛支,阶梯型衣纹,平直刀法,头后均塑有圆形莲花,主尊头,手均有残损,两侧坐佛均为高髻螺发,手施禅定印,三主尊躯干相近,短且宽呈方形,造像组合多为一佛二菩萨。三佛皆有两胁侍菩萨銑足跣立于圆形莲座上,衣饰不清。 
    总结这一期造像风格:均为宆窿形窟顶。佛像身躯粗短呈方形,多为高髻螺发,U形领口佛衣,有阴刻背光及头后着莲花,衣襞呈八字形覆坛,亚形坛基。菩萨着方形宝冠,
跣足立于圆形莲座上。出现三壁三龛窟。  
    第二期约开凿于5世纪末的十余年。以无量殿(标号下020)及其周边下的022、下021、下019(释迦多宝窟,即南京市博物馆标号的13窟)、下004、中102、上193、上089、上148、上090诸窟为代表。大致可分为早、晚两期。
  早期:
  下022窟,宆窿顶,主尊结跏趺坐于方形坛基上,后接横长方形坛基,衣襞覆坛,呈八字形外展,佛衣领口呈U形,内着僧袛支,阶梯形衣纹,平直刀法并融有圆雕手法,高髻螺发,手残缺,头后着圆形莲花,窟壁分上下五层,满雕千佛,主尊躯干较前期明显增长。胁侍菩萨?足立于两侧,形象不清。  
    下021窟,宆窟顶,佛像造型与下022窟相近,佛衣损坏严重,方形坛基较下022窟更宽,呈现向下019窟坛基演变的趋势,佛头后枕圆形莲花。  
    下020窟,即无量殿,宆窟顶,窟内一佛二菩萨,主尊结跏趺坐(图61),施禅定印,佛脚为佛衣覆盖,方形坛基,衣襞覆坛,呈外展下垂,U形领口,两胁侍菩萨外敷水泥尚未揭去,佛头为高髻螺发。《金陵摄山栖霞寺碑》描述其发式为“藕丝萦发”。据《海南诸国传》载:“……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发清绀色,众僧以手伸之,随手长短,放之则旋屈为蠡形,按《僧伽经》云:佛发青而细,犹如藕茎丝。”这种藕茎丝的蠡形发式与佛陀32种妙相之一的“旋 发绀青”结合,当为螺发。
    019窟,为双佛窟,穹窟顶,出现三壁环坛,正壁置释迦、多宝二佛,侧立两菩萨。两佛均结跏趺坐于横长方形坛基上,衣襞覆坛,高髻螺发,线刻背光及头枕圆形莲花。左侧坐佛,佛衣作U形领口,内着僧袛支,右侧坐佛,着褒衣博带式佛衣,施无畏与愿印。二佛右肩原有明显之孤形饰线,今已无法得见,据此二佛应外披“半披式”袈裟。双佛两侧立二胁侍菩萨,跣足立于圆形莲花座上,菩萨着Ⅹ形披帛及璎珞穿璧交叉于腹前。  
晚期 :
   中12窟,穹窟顶,三壁环坛,主尊倚坐方形坛基上,衣襞下垂覆盖正、侧面坛基,左手扶膝,右手施无畏印,佛足踩双莲,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隐约可见右领襟敷搭右肘,左领襟斜向右下方,右肩清晰可见披有“半披式”袈裟,内着僧袛支,佛头螺髻趋于低缓,螺发。左右壁梁胁侍菩萨及力士,面相、衣饰漶漫,只见动态。雕塑方面,人体表现加强,呈现向薄衣贴体风格的转变。
  下004窟,与中102窟相邻,穹窟顶,作三壁环坛,主尊跣足立于圆形莲花座上,佛衣右领襟沿左臂敷搭至左肩,头为螺发,神曲修长,旁边塑有多尊菩萨或子弟像(水泥尚未揭去),值得注意的是立佛左侧以双腿或单腿跪地的四个小跪人(水泥已揭去)。这一窟主尊在人体刻画上于中102窟有相似之处。
 上089窟,主尊经考察不似窟中原物,疑为别处移来,佛像头及右手均毁,造型与中102窟主尊极为相似,此像胸前凸起物似有带结,佛足踩双莲,可以看出这种足踩双莲的倚坐佛在当时的普遍性。
  这种三壁环坛,菩萨、力士胁侍格局的石窟为纱帽峰一带石窟的主要形式,如上160、上148及上151诸窟。这里坐佛坛基出现了亚形坛基左右削角并与正壁长方形坛基相结合的新样式,坐佛多结跏趺坐,头手及身体残损均较严重,仅可见动态。在上090窟,坛基上海高浮雕有上举一爪狮子两只。
  总结这一时期石窟造像风格:均为穹窟顶,出现三壁环坛,佛坛多为方形与横长方形,并有千佛出现。佛像躯干较一期明显拉长,倚坐、立佛及结跏趺坐均有表现,佛衣穿法也较丰富,U形领口佛衣、“敷搭双肩下垂式”、“褒衣博带式”、“半披式”袈裟并存,施有禅定印与无畏印,裳悬外展下垂。菩萨出现Ⅹ形璎珞,并有穿壁现象。雕塑方面,圆雕、平直刀法混用,造型更重人体表现,衣饰厚度较一期有所减弱,佛像躯干较一期修长,秀骨清像风格明显,造像组合也较前期有所增加。其他造像因素如护法狮子上举一爪及小跪人造型也为这一期新有。
  第三期约于6世纪初至梁天正元年(551)年间。以现无量殿前两接引佛为代表。
  损坏较重的一尊,作低髻螺发,佛跣足立于圆形莲座上,佛衣右领襟沿左臂敷搭至双肩,衣纹转折多为凸棱形起伏,对称刻于胸前,袈裟表现较厚重。另一尊形体保存较为完好,薄衣贴体,下胸腹起伏刻画细腻,衣纹塑造以阶梯式及仿泥条式手法表现,低髻螺发,着装方式与前一尊相同。两尊佛像造型相似,雕刻手法及形体表现略有不同,由于两尊造像均为单体圆雕,其最初所在位置已无从考证(一说从舍利塔旁移至此)。
  栖霞三期造像总体风格演变呈现为:造像由身躯粗短向舒展修长变化,佛着装由早期的U形领口佛衣到后来出现“褒衣博带式”、“半披式”及“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由较粗犷厚重的佛衣表现向注重人体刻画过渡,衣饰厚度逐渐减弱,进而到薄衣贴体。佛座由亚形坛基向方形及长方形坛基过渡,最终出现三壁环坛。造像组合由一佛二菩萨而逐渐增多至一铺多尊。雕刻手法也由平直刀法向圆雕手法过渡。菩萨身着Ⅹ形璎珞于腹前穿壁也出现在二期。
 
(二)南式造像风格的诸多先进性
1、穹窟顶
 穹窟形窟顶式栖霞山石窟唯一窟形,察看十六国时期关内几处造像:永靖炳灵寺西秦建弘元年(420)造像窟,为天然溶洞窟。秦州上邽县境,今天水麦积山,系公元396至416年间后秦姚兴凿山而修,较早的74、78窟为平顶方形窟。凉州石窟,位于今武威,修建时间应在公元412年至428年间,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平面塔庙窟。沙州地区莫高窟公元366年以来乐僔、法良所建两窟,现仅见碑文记载,实物无可考证,现在所建莫高窟为受云冈影响。高昌柏孜克里克穹窟顶为南北朝末期。龟兹克孜尔石窟的穹窟顶方形窟也晚至6世纪,所以,早期西部丝绸之路上并不流行穹窟顶窟。
 云冈石窟一二期始建于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453),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止,穹窟顶马蹄形窟底平面为这一期窟形主要特征,若以云冈造像承袭凉州模式,其穹窟顶却不见于凉州模式,似可考虑其他传入途径。印度石窟开凿年代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相当于案达罗王朝时期,晚期从公元5世纪至公元8世纪,石窟多集中在西印度德干高原,其窟形有两类:一类是支提窟,一类是毗珂罗窟。支提窟,主窟顶为圆形半球顶,堂中心有一个圆覆钵塔。毗珂罗窟为僧人居住的僧房窟,形制多为方形平顶,至后期支提窟塔基正面开大龛造主尊大佛像,僧房窟内也供奉佛像,具有礼拜佛像的功能。云冈石窟及栖霞山石窟的穹窟顶原型似为印度的支提窟。穹窟顶石窟在中土出现似首见于南朝栖霞山。
 
2.螺发、裳悬座、亚形坛基
  栖霞山造像中螺发及裳悬座,也是三期造像共有的特征。螺发是印度中部地区秣菟罗造像的特征之一,也是中国南传佛教造像的特征,南朝螺发较早纪年造像为浙江绍兴市文物管理处收藏的永明六年(488)维卫尊佛,齐梁年间在浙江和成都地区广为流传,并影响至青州地区造像,北方流行螺发是在东魏以后,即6世纪中期,栖霞山一期造像即有螺发,当为南朝螺发之发端。
  栖霞山在一期造像中出现了衣襞覆坛的裳悬座,浙江较早此类形式出现在新昌齐永明三年(483)正面的弥勒佛。在北方,云冈和龙门出现的时间约在孝文帝迁都时期,裳悬座在印度是找不到的,四川茂汶出土无量寿佛像是已有较为成熟的裳悬座实例,川地流行八字形外展式裳悬座略迟,可以看出与建康的承袭关系。亚形坛基较早见于犍陀罗地区,北方出现亚形坛基为北魏和平年间(460—465)的金铜佛像,晚建康约30年。
 
3.三壁三龛及三壁环坛
  栖霞山在一期石窟中出现了三佛造像,在阿富汗贝格拉姆以东的肖托拉克地区,出土的4、5世纪的佛教雕刻中就有三佛石雕,在犍陀罗和阿富汗这种图像甚多。印度东北部圣地萨拉纳特,也出土有5世纪三佛三尊像,这一造像形式在4、5世纪笈多时期流行较普遍。汉地三佛造像当源于印度,但在规模和组合形式上要超过印度从现有明确纪年造像资料来看,我国汉地三世佛造像,较早的是北凉石塔上由七佛一弥勒菩萨组成的三世佛题材。小乘佛教通常把三佛指作过去、现在、未来三佛,大乘佛教认为众生皆有佛性,皆得成佛,于是制造出无数的神佛系列,形成三世十方诸佛世界,也称“千佛”,这在栖霞山二期下022窟及浙江新昌南齐千佛洞均有表现。这些遗物,证明了南朝在宋齐年间(约5世纪)三世十佛诸佛信仰之盛。北方云冈在一期造像中出现了三佛,以资料显示,5世纪末“褒衣博带式”佛像在南朝的突然出现就是这种形式,并在南北朝推广延续了近半个世纪。
栖霞山下019窟释迦坐佛右肩原有弧线,应为“半披式”袈裟,褒衣博带外着“半披式”袈裟在成都万佛寺见于梁释迦坐像龛及佛座像。这种服饰不见于云冈,往南在山西左权第1窟开始出现这种服饰,至龙门更为普遍,如宾阳中洞、弥勒洞北洞、普泰洞、魏字洞、药方洞的正壁主尊,几乎涵盖了龙门开凿的全过程。在巩县北魏石窟第1、4窟,天龙山东魏第3窟均可见到。
 
5.“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
  “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在栖霞山二期的后期出现,中102窟主尊即为此服,与天龙山第8窟中心柱北壁坐佛衣饰一致,上089窟坐佛若胸确系带结,则佛衣形同天龙山第8窟西壁坐佛。这种佛衣在北朝多流行于东魏、北齐及向隋过渡的造像中。梁思成先生认为这些与前期迥然不同新形式的出现,与前期造像相距最多10余年,决非逐渐蜕变而成,而是骤然产生且传播极快,并对促使这种风格突然产生的原因表示疑问。这是涉及南北朝造像第二次大规模风格转变的重要课题。在栖霞山二期造像中出现这一形制当受到重视。
这一形制6世纪中期在中土流行有其地域性,较多出现在山东以北、天水以东的中原地区,同一期青州、建康、成都、天水等地,“褒衣博带式”佛衣的演变进入右领襟敷搭至左肩,进而收紧呈小圆领佛装,出现形似天竺通肩的衣的穿法,这里称为“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敷搭双肩下垂式”与“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装的流行各有其地域性,并且共同促成了隋唐佛装风格的形成。
 
6.外展式衣纹及璎珞
  栖霞山一期下024窟正壁,主尊右侧胁侍菩萨立像,水泥已剥落,其衣裙下摆呈八字形外展,二期造像中,下019窟梁胁侍菩萨主像,天衣保存较完整,八字形外展方式较为清晰。与之相似的风格在同期立佛造像中也有运用,如下004窟主尊。浙江新昌千佛岩据《嘉泰会稽志》载,建于齐永明中(483—494),主窟内上层左右各塑护法主像一尊,披帛及裙襞均呈八字形外展,以上是南朝遗留时间较早的几例外展式造像。这类服饰在南朝流传较广,持续时间也较长,吉村怜先生将这种形式的衣着形象地称为“鱼鳍状衣纹”。四川绵阳汉代平阳府 君厥上,有梁普通三年(522)追刻的菩萨立像,还有苏州吴县制作的梁大同十年(544)陈宝齐造无量寿佛三尊像,都属这类衣纹的典型范例。四川这类服饰最早见于茂汶齐永明元年造像碑侧长条石上的观音立像,天衣下垂呈外展式,可见川地与建康造像风格形成时间相近,关系密切。与栖霞山一样,成都地区立佛佛衣也多以外展式来表现,如梁普通四年康胜造像,梁中大通五年上官法光造像等。虽然万佛寺造像在南朝后期衣裙渐趋贴体,下摆内敛,但南朝菩萨天衣外展式造型仍有延续,如藏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的陈太建元年(569)铜观音立像。
  在北朝,外展式衣纹表现较早出现在云冈二期及龙门造像中,与南朝一样,此风格较多被用在对立佛、立菩萨及对裳悬座的处理上。并历北魏一代保持不变,出现时间正值孝文帝服饰改革期间,以发生时间看,南朝栖霞山出现要早,从风格上看,外展式衣纹与东晋飘逸的画风一脉相承,此风当形成于晋宋年间。
  关于璎珞,由于栖霞山一期菩萨中,已剥离造像细部漫漶不可识,仅能从二期下019窟菩萨像上去考察,下019窟两立菩萨像,有Ⅹ形披帛及Ⅹ形穗状璎珞,并于腹前交叉穿壁。成都地区Ⅹ形穗状璎珞,较早见于梁普通四年康胜造像碑中的胁侍菩萨,北方在云冈三期较晚造像中,流行Ⅹ形披帛穿壁现象,却不见Ⅹ形穗状璎珞,龙门Ⅹ形璎珞最早见于古阳洞正壁二胁侍菩萨,据宿白先生考,这三尊像应完成于北魏正始二年(505)以前,开凿于迁都后不久,即太和十八年以后,当晚于栖霞山下019窟。
 
7.造像题材
   栖霞山造像在其发展过程中,目前所能见到的造像题材大致有:一期前期有一佛二菩萨,之后出现三壁三佛,并且每尊佛左右胁侍两菩萨。二期早期仍以一佛二菩萨为主,同时出现千佛,之后出现释迦多宝并坐佛,无量寿佛及观音、势至胁侍结合出现;二期较后阶段出现弥勒佛,其胁侍增为二菩萨、而力士,同期还出现一立佛众多胁侍的组合。在栖霞山第三期造像中出现接引佛,另据《摄山栖霞寺明征君》记载,明僧绍之子仲璋所造佛像不只无量寿佛,“上宪优填区,仰镂能仁之像”,优填为拘晱弥国王名,《增一阿含经》中有优填王因思念释迦佛而为其造像一事,印度佛教造像中常有出现。能仁为释迦牟尼的别称。所以当初栖霞山造像中应为释迦佛和优填王造像。
 
 释迦、多宝佛    云冈一期造像中尚不见释迦、多宝佛坐像,北魏此类造像较早见于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藏天安元年(466)曹天度造塔上,及藏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延兴二年(472)二佛并坐铜像,云冈在第二期(465—494)造像中广为流行,并延续至第三期造像,常盛不衰,这也是龙门、巩县石窟造像的常见形式。由河北曲阳修德寺出土的纪年造像,可知释迦、多宝并坐像流行在河北6世纪造像中,这也是北方流行较为广泛的造像形式。
  栖霞山释迦、多宝佛并坐像约出在齐永明年间(483—493)(图62),成都地区较早见于西安路梁大同十一年(545)造像碑,风格与栖霞山相似。从时间上看,北方出现这一形式造像要早于南朝。但在这类造像的着衣方面,北朝多为半披式袈裟,南朝多褒衣博带佛衣,南北似呈现各自独立发展的态势。释迦、多宝佛并坐取自《法华经.见宝塔品第十一》,讲述多宝佛邀请释迦佛入坐,并敦请释迦佛为其演说《法华经》一事。《法华经》于西晋太康七年为竺法护首译,十六国时期,后秦弘始八年为鸠摩罗什译成,《法华经》连同《般若经》《大般泥洹经》式构成魏晋南北朝佛教思想的经典支柱,陈隋之际,《法华经》成为天台宗据以立说的根本经典。此经传至南朝,刘宋时期竺道生为其作疏,名《妙法莲华经疏》,对后世影响较大,齐竟陵王萧子良、宰相王俭招名僧学人讲《法华经》,并为之注疏。建康、成都地区出现的释迦、多宝佛当与南朝流行《法华经》有关。
 
 千佛   栖霞山千佛的表现在下022窟(图63),围绕主尊分上下五层雕满窟壁,小千佛均施禅定印,佛衣下摆均作裳悬式,与本窟主尊造型相似,同样的千佛造型还见于浙江新昌千佛窟左侧小窟中的千佛。两地在相近的时间内造像呈现出一致性。
  三佛或可认为具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小乘思想,而千佛的出现则表明大乘佛教思想的确立,佛经自西汉传入中土就是大、小乘并入的,东汉支娄迦畿所译的《阿闷佛国记》《无量清净等觉经》就含有他方佛的信仰,即确立在现在世的世界中,除释迦佛之外,尚有许多佛国世界,改变了小乘“一世一佛”之说。并且大乘佛教还认为除现在世界有十方世界,若结合过去、未来世,则有三世十方诸佛或称“千佛”,由此成为千佛造像据以表现的理论基础。
  制作三世十方诸佛所依据的佛经相当复杂,《法华经.方便品第二》载:“菩萨闻是法,疑纲皆已除,千二百罗汉,悉亦当作佛,如三世诸佛,说法之仪式。”常被引为制作千佛的依据。东晋佛陀跋陀罗于建康道场寺译出的《大方广华严经》,其中《如来名号品第四》对支畿所译此经的佛名号部分更有扩充。据日本井之口泰淳先生研究,现存《大藏经》中佛名经有14种17部,常见于石窟中的还有如《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未来星宿劫千佛名经》《佛说决定毗尼经》等。
  千佛表现较早见于4世纪阿富汗巴米扬石窟,我国较早见于西秦建弘元年(420)炳灵寺169窟,新疆地区千佛图像约晚至6世纪。较中原北方地区晚,云冈千佛在一期造像中已较为普遍,依现存实物看,北方千佛表现要早于南朝栖霞山及浙江新昌齐永明年间分千佛窟。
 
弥勒佛   栖霞山在二期造像后期,主尊出现了倚坐说法佛,如中102、上089窟,应为弥勒佛,传世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刘国之造弥勒佛像,为南方现存最早的弥勒佛像,四川茂汶造像碑正面挈刻即为弥勒佛坐像,浙江新昌宝相寺大佛也为弥勒佛,有关南方造弥勒佛像记载,起于东晋年间,法显于义熙八年(412)东返至青州,持天竺龙华图,首创龙华寺,法显随后南下建康。南方弥勒佛造像也可由海路传入。
《名僧传》在宋龙华寺道矫“元嘉十六年(439),…….造夹苎弥勒佛倚像一躯,高1丈6尺”。将传统夹苎工艺用于佛像制作,创“夹苎行像”的为戴逵,《辨证论》卷三载戴逵为招提寺“手制五夹苎像,并像好无比”。戴氏父子活动在晋宋,《法苑珠林》卷十六载,戴逵子戴顒造会稽龙华寺弥勒佛像一事。南方自支遁撰《弥勒赞》后,弥勒信仰始盛于南朝。
  弥勒信仰约出自印度2、3世纪的北部及西北部,西晋竺法护初译《弥勒成佛经》《佛说弥勒下生经》等弥勒净土经典。4、5世纪弥勒三经与其他弥勒经典,如《妙法莲华经》一起成为中士弥勒信仰的主要依据。
 十六国时期弥勒信仰自西北陆路传入中国,期间在北凉、北魏出现弥勒菩萨佛像,甘肃酒泉北凉承玄元年(428)造高善穆石塔,塔上雕有过去七佛与弥勒菩萨龛像,为现存纪年最早的弥勒菩萨形象。中国对弥勒的表现通常有菩萨和佛两种形式,分别表现弥勒上生于兜率宫说法和下生于龙华树下成道。菩萨形象常以交脚方式单独塑造,或者与七佛并置,者在北凉石塔及云冈、龙门造像中多见。其成佛形象常以单尊或三佛形式出现。汉地最早的三佛造像见于炳灵寺169窟,其中的1、4、7、9、14、16、21号龛均为三佛,贺世哲先生考其应为竖三世,即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其中有未来佛弥勒,这样十六国时期北方对弥勒的身份已是菩萨、佛兼有。
  北魏太武帝灭佛,加速了三佛造像的发展,正如沙门统昙曜在《付法藏因缘转》第一卷中说:“敬礼无边际,去来现在佛,等空不动智,救世大悲尊”,这里的“去来现在法”就是指过去、现在、未来三佛,由他主持开凿的云冈第17、18、19、20窟,较形象地体现了三世佛主题。北魏延兴年至隋,北方出现了多起与弥勒信仰有关的暴动,宿白先生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弥勒信仰。在此后的云冈及龙门造像中,弥勒菩萨表现不减却少有表现。直至云冈三期及龙门三壁三龛的大量出现,又恢复了对三世佛的表现。北朝后期三世佛表现较为普遍,并且阿弥陀佛取代了过去佛进入三佛主题,其三佛含义已不同于早期的“三世佛”,河南安阳宝山大留圣窟,东魏武定四年(546)造三壁三尊佛及隋开皇九年造大住圣窟,均为卢舍那佛、阿弥陀佛及弥勒佛。
  北方5世纪初至造像多以三佛形式出现,6世纪末,弥勒佛的塑造历经孝文帝执政时期的萎缩,至北朝后期又得以恢复。北方弥勒佛造像多以三佛形式出现,单尊大佛少见,单尊造像多为太和以后民间所为,且形态较小。这些造像的显著特点即多为倚坐,这是北方6世纪初弥勒造像的常见形式。南方弥勒信仰与北方有所不同,弥勒表现多为弥勒下生经中的成佛造型,对弥勒菩萨表现较少,出现时间似要晚于北方。南朝单体倚坐弥勒像,如前文所述于宋元嘉十六年已出现,并且梁普通六年(525)公孙伯成夫妻造弥勒佛像一躯,高4寸,为倚坐。倚坐弥勒在南朝流行较早,且较普遍,这一姿态象征弥勒成佛后急于走下神坛,现身于世人的迫切心情,为弥勒佛所特有。栖霞山二期萧齐末年造倚坐弥勒佛,应为存世较早的单尊大型弥勒佛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信仰在印度约兴起于1世纪以后。北方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阿弥陀佛造像,为炳灵寺169窟第6号龛,主尊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覆莲座上,左上方墨书“无量寿佛”,两旁胁侍观音和大势至菩萨。北魏无量寿佛表现甚少,云冈石窟中有第4窟南壁正光年间造像,第19窟西胁洞后壁延昌四年造像及第38窟吴天恩造像,且皆为迁都后所作,龙门出现无量寿佛也较晚,时值孝明时期。北朝晚期阿弥陀佛造像较多,与弥陀净土信仰在北方的兴盛有关,北朝末期,高僧昙鸾倡导称名念佛,并为世亲《无量寿经论》作注,大力宣传弥陀净土信仰,为以后净土宗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北方无量寿佛的雕造多集中出现在河南安阳石窟群,其组合多为卢舍那佛、阿弥陀及弥勒佛。另外,日本水野清一先生认为,北齐、隋石窟中,释迦佛、阿弥陀佛及弥勒佛的三壁三佛制,也是较普遍的造像形式。阿弥陀佛如何取代北方早期“竖三世”中的过去佛而进入三佛,尚待研究。
  南方现存较早的阿弥陀佛造像为宋元嘉二十五年(448)晋丰县熊造无量寿石像,四川茂汶造像碑背面立佛龛右上角刻有榜题“无量寿佛”,并且在其左右条右侧面各雕菩萨一尊。有关无量寿佛与菩萨,喜平四年(252)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刘宋畺良耶舍译《观无量经》均具体描绘了无量寿佛与观世音、大势至胁侍菩萨的组合。据此,茂汶无量寿佛左右两条侧面菩萨应为观音和大势至,并且这也是目前所见南方最早的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造像。
   南方东晋年间有关于阿弥陀佛造像的记载,《历代名画记》讲述戴逵:“曾造无量寿木像,高丈六,并菩萨,…….三年刻像乃成,迎至山阴灵宝寺”,戴逵逝于太元二十一年(396)。中原高僧道安,于兴宁三年(365)河南骚乱之后,率徒南下,《法苑珠林》卷十三记其初抵荆襄时,“东晋孝武宁康三年(375)四月八日,襄阳檀溪寺沙门释道安圣德昭彰,擅声宇内,于郭西精舍铸造丈八金铜无量寿佛。”建康除在其永明年间造无量寿大佛,在梁天监十五年(516)临川王萧宏又造无量寿大佛,“带地连光合高五丈”。从记载来看,晋世以后,南朝弥陀净土信仰长盛不衰,未出现北朝整个5世纪无量寿佛造像的萧条局面。栖霞山无量寿坐佛应为当时这类造像中规模最大的。
   栖霞山造像在二三期均出现阿弥陀佛,三期造像中出现了接引佛(图64)。弥陀净土信仰认为,信奉者在临终时,阿弥陀佛便从西方十万亿土前来迎接,故阿弥陀佛又称“接引佛”,并且阿弥陀佛或孤身来迎或携胁侍来迎,栖霞山出现两尊接引佛并置,与佛经仪轨不符,或原为不同场所,后放置一处。《摄山栖霞寺明征君碑》记梁临川王萧宏天监十五年(516)又造无量寿像一躯,并“参差四注,周以鸟翅之房;迢迟千寻,饰以鱼鳞之瓦”,碑文记此大佛像被置于四注瓦顶的精舍中,疑置于栖霞寺内,现存栖霞寺正殿左侧佛龛内佛像头部,宿白先生疑为萧宏所造无量寿佛的遗迹。以寺内多为可移动圆雕佛像来看,上述两尊接引佛应为同期栖霞寺内造像。
飞天      栖霞山在下002窟窟顶出现飞天壁画(图65),为确立此飞天的时间断代,拟就隋唐以前的飞天造型风格作概要分析。
代表凉州模式造像风格的酒泉文殊山千佛洞,窟顶饶中心塔柱处绘有飞天和伎乐天,具体表现上,以红线或墨线勾勒轮廓,再用鲜艳浓厚的色彩涂其衣裙和披帛,并参用晕染方法增强立体感,与早期新疆龟兹地区石窟飞天造型有一定渊源关系。飞天形体写实性强,躯干与双腿呈90度。类似的飞天还见于炳灵寺169窟西秦壁画,宿白先生认为时间约为凉州模式的晚期。
 这种注重写实的飞天造型,一直延续至云冈一二期造像中,也反映出凉州模式对云冈造像的影响,,,通常形体较大,披帛及形体刻画较写实,没有南朝飞天图案化的莲花形外观。
  南北朝时期,北方的这种写实造型的飞天,特别是在孝文帝改制后逐渐消失,代之以南式飞天造型。总体来看,飘扬夸张的天衣及图案化的莲花形外观,是南朝飞天的最大特征,造型飘逸,刻画上注重线条的流畅,与顾恺之《洛神赋图》风格相近。南朝现有飞天的最早实物资料式成都万佛寺宋元嘉二年(425)经变石刻拓片上的飞天造型,身体由双膝处向后弯曲,小腿及足部均被天衣掩去,天衣处北处理成莲花状,据日本学者吉村怜先生分析,南朝的这类天人像通常与“莲花”及“变化生“同时表现,以此寓示由“莲花”向“变化生”到“天人”的轮回过程。在栖霞下002窟飞天旁,同时出现有这种莲花造型。与川地类似的飞天造型还见于南齐494年建的江苏丹阳胡桥墓及河南邓县彩色画像砖墓,三地飞天造型相似,均由双膝处向后弯曲。北方在孝文帝改制后,吸收南朝典章制度,南式造像北上,同时北上影响的就有这种飞天造型。在北魏后期至东、西魏,南式天人像风行北方各石窟。
  约在494年前后,南式天人造型开始发生变化,以成都西安路齐永明八年法海造像及龙门莲花洞飞天造型为代表,造型在前期基础上,逐渐趋向由腹部开始向后弯曲,这可视为飞天由双膝转向由腹部弯曲的过渡形式。
 6世纪初,南式飞天造型进一步演化,形体由腹部向后弯曲已成定式,如巩县第三窟,敦煌285窟及常州戚家村墓的天人像。莲花外观及足部的掩去仍是其主要风格特征。
南式天人像影响范围较大,北至天龙山、龙门、巩县,西北经麦积山至敦煌。隋唐时期,这种南式天人像开始消失,代之而起的飞天减弱立装饰性,更趋于写实表现,双足得以刻画,有向早期北方飞天样式回归的趋向。并且,飞天形体多由胸部开始向后转折,呈现“秾丽丰肥”的民族风格特征。
  栖霞飞天在形体动态上,式由胸部开始转折,具有隋唐飞天的特征,但仍保留有许多南式飞天的风格特征,如图案化的莲花形外观,不刻画足部,有小“莲花”或“变化生”的表现,也体现了早期南式飞天的特征。我们知道,佛教造像两次大规模的风格转变均出自南朝,一次是“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式造像的出现,另一次式萧梁张僧繇“面短而艳”造型。应是梁以后,鉴于其仍保留有南式飞天造型因素,并未完全呈现隋唐飞天样式,可视为南朝向隋唐过渡时期的飞天造型,时间约在南朝末期。
  栖霞山造像从5世纪初至6世纪中旬,历一百余年,在宋、齐、梁三处均有造像,并且在诸多造像因素上较北方先进,这与南朝佛教的兴盛密切相关。
  晋魏时期北方多乱,僧人南渡者较多。365年,中原高僧道安、率徒南下,使中国当时北方最大的僧团流向了南方。417年,东晋刘裕攻入长安,聚集在罗什周围的僧侣除去徐州,大多南下扬都。439年,北魏拓跋焘进军姑臧,“经书什物皆被焚荡,凉州僧众流入宋境者甚多。“446年,拓跋焘下”灭佛法诏“,迫使魏境沙门大批南逃。这样,散布于全国的学僧,陆续都聚集于江南,此外,晋宋建康旧有以佛陀跋陀罗、求那跋陀罗未收的译经集团,由此南朝佛教进入了高度发展的阶段。
  晋末宋初南方禅法极盛,以?宾之禅为主。中国禅法始于汉安世高,吴康僧会亦特别注重,其“设像行道”开建康佛教造像之先河。佛陀跋陀罗以禅率驰名当时,其弟子慧观作《不净观经序》,宝云作《观无量寿经》,均弘定业,罽宾昙摩密多深谙禅法,元嘉元年(424)到扬都,译有《观无量佛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等禅法要籍,沮渠京声曾在于阗从罽宾佛大先受禅,于宋初至建康,译有《观弥勒上生经》《治禅病秘要经》。南朝造像重无量寿佛,刘宋畺良耶舍译《观无量经》更被归入“净土三大部》。无量寿佛与弥勒佛在南朝造像中的流行,与南朝前期相关禅法的兴盛有关。
  汉至西晋南方佛教造像主要为墓室造像,时至东晋为金铜佛取代。宋元嘉年间,金铜佛铸造之盛,逐使政府于元嘉十二年颁布了禁铜令,但收效甚微,《南齐书》卷一载太祖年间:“大明泰始以来,相成奢侈,百姓成俗,……至是又上表禁民间华伪杂物。”其中就有“不得辄铸金铜为像”。可见宋齐年间,南方金铜佛像不仅为僧人用以行像传教,百姓也乐于铸造供养,并成为民俗传布深广。以皇室资助的栖霞山及浙江宝相寺大佛,规模巨大,与民间流行的金铜佛像同为南朝佛教造像之主要形式。
晋末宋初,由于北方地区僧人南下,栖霞山造像不排除由西北带来的影响,但在造像风格上,河州及凉州石窟造像与栖霞山造像风格相距较大,其影响也许更多在信仰的选择上,如对无量寿佛及三世佛的热衷。南方所受造像的影响应另有渠道。
   晋宋时期,天竺人建康可随舶延海路从交趾、广州、青州上岸,再由陆路至建康,也可由长江入海口逆行至建康,往来僧人中法显、求那跋摩均有建寺造像的记载。南朝时期,海南诸国奉南朝为正朔“修贡职,航海往往至矣”,贡品中并有佛像。研究栖霞山造像风格成因,似更应关注起特有佛教传入途径,及传入地造像风格。栖霞山造像在诸多外界因素影响下,形成期自身风格,具备发展的连续性及系统的完整性,并在相当程度上对北方云冈、龙门大规模石窟造像产生影响。

 

最后更新于: 2013-12-02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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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罗汉之金首尊者
金首尊者,即金头仙人,又称作劫比罗仙,迦毗梨仙、紧闭罗仙、迦夷罗仙、迦比罗仙,全称迦毗罗大仙,意译为黄头仙、龟种仙、金头仙、赤色仙等。他本是印度的外道之一,后来弃恶从善,皈依佛教。
所谓外道,就是佛教之外的修行者,《三论玄义》卷上的解释是:穷尽天地的至妙道理,达到内心清净无垢,就是佛教正道路;脱离佛教理法,做无益的幻想就是外道。金头仙人原是脱离正道的修行者,他主张“执有”,将易朽的物质当成追求的目标,所创立的派别被称为“数论部”。
金头仙人自以为法力高深,常常口吐狂言,不把佛教放在眼里。有一次,他听说某处正在举行盛大法会,特意带领弟子前去辩论。然而一经论辩,他的观点立刻相形见绌,结局自然是大败而归。
通过这次辩论,金头仙人终于认识到自己所持理论的局限性,从此他皈依正法,经过勤奋修持,终于获得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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