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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堂山石窟造像
2013-10-21 14:11

响堂山石窟造像

    北魏政权在经历尔朱荣的“河阴之乱”后,走向解体,丞相高欢于永熙三年(534)逼走孝武帝元修,改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于邺(今河北磁县南临漳)开始了东魏、北齐的历史。中原佛教中心由洛阳转向力邺都,时聚集了如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慧光、道宠、法上等一代名僧,佛学流派也逐渐形成,为唐代佛教宗派的确立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唐代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等逗源自这一地区。另据载,北齐时都下建寺约4000所,僧尼约8万人,全国有僧尼200万人,都城建寺数量已超过北魏末年的洛阳及当时的南朝,其中皇室立寺有43所。
  响堂山古称鼓山,位于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鼓山,响堂山石窟包括北响堂及小响堂三处。北响堂依鼓山西麓北端开凿,又称鼓山石窟寺或常乐寺石窟,现存石窟9个,其中以建于东魏、北齐年间的第7窟(北洞)、第4窟(中洞)、第3窟(南洞)最具代表性。南响堂在山南,由于地近滏水,又称釜山石窟寺或磁周响堂寺,现存洞窟7个,均建于北齐,以第七窟保存较完好,南响堂在规模上远不及北响堂。此外,与北响堂相背,居山体东麓有小响堂,又称水浴寺石窟,现存东西两窟,规模较小。
  关于响堂山石窟的最早开凿年代,石窟中未见纪年题记,依据记载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建于东魏,据《资治通鉴》卷160,梁武帝太清元年(东魏武定五年,547年)记,东魏大将军高澄“虚葬齐献王(高欢)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亡,杀其群匠”。高欢死于武定五年,实葬于成安鼓山石窟中,这样,在高欢生 前的东魏,鼓山已有石窟寺。《永乐大典》卷13824引《元一统志》记载:“高欢棺椽‘默置于鼓山天宫之傍’”,明确指出高欢墓室位于石窟中心柱顶部。
   另一种有关响堂山石窟的开凿要晚至北齐,唐道宣《续高僧传》卷26:“仁寿下赦,今置塔于磁周之石窟寺,寺即齐文宣之所立也。不窟被文宣陵藏中诸雕刻骇动人鬼。”文中指出磁周石窟为齐文宣帝高洋开凿,窟内像北有高洋之墓。另据鼓山常乐寺金正隆四年(1159)《磁周武安鼓山常乐寺重修三世佛殿记》碑文记载:“文宣尝自邺都诣晋阳,往来山下,故起离宫以备巡幸。于此山腹见数百圣僧行道,遂开三石窟,刻诸雕像,因建此寺。初名石窟,后至天统间改智力,宋嘉祐中,复名为常乐寺。”碑文所记也印证响堂山石窟为北齐高洋所建。
  以现存实物看,高洋所开三石室应是北响堂山第7、4、3组石窟,三窟开造时间相距较近,以北洞最早,此洞又称“高欢墓洞”,中洞、南洞续之,现存第3窟(南洞)外北壁有北齐晋宣郡共唐扈天统四年(568)至武平三年(572)写经记,武平三年可视为三组窟完工的下限,其开凿年代的上限可定在武定初年。
  南响堂开凿年代较北响堂要晚,今第2窟外壁有隋代《滏山石窟之碑》,碑文记载:“有灵化寺比丘慧义,仰惟至德,俯念巅危,于齐国天统元年乙酉
之岁,斩此山石,兴建图庙,时有国大丞相、淮阴王高阿那汯翼帝(后主高纬)出京,憩驾于此,因欢草创,遂发大心,广舍珍爱之财,于此至窟。...武帝东并,扫荡塔寺,寻纵破毁。”南响堂的开凿应在北齐天统元年(565),时得到北齐后主高纬的资助,并在周武帝建德六年(577)东并北齐时,遭到损毁。小响堂西窟中有武平五年(574)造像,并有“昭玄大统定禅师供养佛”题名,此供养人与南响堂第2窟铭文“...统定禅师敬造六十佛”中的禅师应为同一人。小响堂的开凿时间或与南响堂相近。
  南、北响堂山在外观上的突出特征是凿有窟廊的塔形窟,窟廊是对云冈二期出现的前连窟廊形式的恢复,龙门、巩县均不见这种形制。响堂山窟廊多为四柱三间式,廊柱上方凿出檐、椽子等仿木屋构造,出檐之上凿有覆体、塔刹及宝珠等。这累塔形窟仅见于南、北响堂山,为其他石窟所不见,可能石窟的开凿与皇室陵墓有关。
   窟内平面均为放行单室,依据内部结构可分为两大类,分别为中心柱窟和三壁三龛式佛殿窟。中心柱窟以北响堂北洞、中洞及南响堂下层双窟为代表,纵宽约在6米至12米之间,高约4米至8米不等,平顶,柱身宽度约占洞窟的一半,行道狭窄,方柱后部上方与后壁相连,使柱后行道高度降至约2米。中心柱上开龛情况各窟不尽相同,北响堂北洞及南响堂第2窟为三面各开一龛,北响堂北洞及南响堂第2窟为三面各开一看,这与巩县中心柱四面开龛有所不同。窟内壁凿塔形龛,其外形一如窟外出檐之上所饰。龛柱多为束莲柱,柱础承兽,柱顶为火焰宝珠纹龛顶上作覆钵,之上为仰莲、相轮、宝相花组成的塔刹。
  今北洞中心柱南侧搭佛顶上由西向东的第二个佛龛中,发现一洞穴,一般认为是存放灵柩之处,这也印证了史籍中对响堂山开造实为帝王陵葬的记载。有观点认为三石窟的开造的分别对应高欢、高澄、高洋三位高氏皇室成员,与北魏沙门统法果提出的帝“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如出一辙,只是石窟建造又多了一层作为帝王陵寝的功用。所以要用建塔来供养,石窟外壁的覆钵丘即是塔的形象寓意,为响堂山石窟首创。
    另一类为无中心柱的三壁三龛式佛殿窟,以北响堂南洞及南响堂上层5洞为代表,这类石窟平面呈方形,规模较小,平面纵宽约3米,高不足3米。前壁居中开门,余下壁面作三壁三龛,平顶座藻井中心雕莲花,四边饰有宝珠与四壁相连。
   造像方面,响堂山石窟已脱出“秀骨清像”模式,佛的造型健壮,佛头丰圆多作螺发,佛衣也由外展飘逸风格变得内敛贴体。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朝流行了近半个世纪的褒衣博带佛衣也有所变化,不见胸前带结,但原佛衣右领襟敷搭左肘的形式仍得以保留,坐佛衣襞额不覆坛。在南响堂还出现了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图53),具体穿法式佛衣左领襟斜向腹部右下方,右领襟垂直下垂,继而敷搭至右肘,这一佛衣形式多见于天龙山、河北曲阳白石造像及河南安阳诸石窟北齐造像中,是为北齐独创。造像组合上龛内通常为一辅五身像、也有一辅七身像,本尊多坐叠涩座,间有坐莲花座或须弥座,弟子,菩萨多立于覆莲座上。窟室前壁和中心柱上大多雕出大面积的浮雕,为前代所不多见,其中对弥陀净土等题材的表现场面宏大,是为北朝石窟中此类浮雕表现的较早代表。
 

   此外响堂山石窟北齐年间还大规模雕刻有各类石经,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南、北响堂及小响堂,内容有《维摩诘经.》《胜鬘经》《孝经》《弥勒成佛经》《涅槃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等。石窟中挈刻佛经之举,始见于北魏,龙门莲花洞中刻有《办若波罗密多心经》。规模如此之大的刻经首见于响堂山石窟。唐阜在写经碑文中讲述了 此刻经的缘由,“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海收经籍,斯文必传。山从水火,此方无坏”,他认为只有石刻经文方能历久长存。另外,北齐时期大量石刻经文的涌现,与北朝流行的末法思想有关,悬无暨云:“释迦佛正法住五百年,像法住一千年,末法一万。”南北朝之初已有相当信徒认为当世已进入末法阶段,北魏太武帝灭佛,更加剧了人们对末法来临的忧虑,响堂山的石刻经文本质用意是针对末法危机,藉此希望佛法永存。

最后更新于: 2013-12-02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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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首尊者,即金头仙人,又称作劫比罗仙,迦毗梨仙、紧闭罗仙、迦夷罗仙、迦比罗仙,全称迦毗罗大仙,意译为黄头仙、龟种仙、金头仙、赤色仙等。他本是印度的外道之一,后来弃恶从善,皈依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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