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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国佛教造像-崇圣寺、剑川石窟
2013-11-12 15:36

 

南诏国佛教造像

 

      南诏又名蒙舍诏,原为南大理附近六诏之一,“诏”即夷语“王”,六诏分布于洱海地区的六个部落政权,分别是蒙舍诏、蒙嶲诏、越析诏、浪穹诏、邓赕诏、施浪诏。其中蒙舍诏因地处诸诏之南,故名南诏。

      7世纪至9世纪,约略与唐王朝相当的时间里,南诏国得以建立,在开国君主细奴罗(649—674在位)的率领下,势力趋于壮大,唐中央政权为达成制衡吐蕃的目的,对南诏政权给以扶持,南诏势力迅速壮大,第四代君主皮逻阁在开元二十六年(738)统一六诏。政治中心在今大理地区,8世纪中叶至9世纪末,国势达到鼎盛。这个集乌蛮、白蛮为一体的少数民族政权,向北扩张至大渡河以南,西北毗邻吐蕃,东至贵州遵义及广西西部,南至越南、泰国及缅甸北部,边疆大国的地位得以确立。并最终选择依靠吐蕃对抗唐兵,遂成为唐朝的又一边患。“天宝战争”后,南诏摆脱了唐朝羁绊,巩固了其政权地位。
      有关南诏佛教的状况,正史记载甚少,《蛮书》《新唐书》《旧唐书》及《资治通鉴》均对南诏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有较详细的记录,唯佛教涉及甚少。
南诏信奉的佛教又称阿吒力教,或称滇密,为南诏佛教的主要形式,这是将印度佛教与云南本土巫教融合的地方佛教。阿吒力可解释为规制仪范传授师。《云南图经志》:“僧有二种,居山寺者曰净戒,居家屋者曰阿吒力。”《康熙大理府志》:“阿吒力,其业头陀而有家室。”可知阿吒力为在家修行僧人,并可娶妻生子。有学者认为南诏大理时代的阿吒力教,还处于杂密的法术信仰阶段,重视灌顶、息灾、祈福、度王等功利性的实践方式,尚未发展成为理论体系完备的纯密。
早在贞观年间,天竺密教已渗入云南,《故考大阿拶哩段公墓志铭》载:“唐贞观乙丑年(629),观音自乾竺来,率领段道超、杨法律等五一始之僧伦,开化此方,流传密印, 译咒翻经。”这里的观音应是云南阿吒力教的创始人。
       至南诏第三代君主盛罗皮时期(?—728),密教已在南诏民间开始流行,《龙关赵氏族谱叙文》:“蒙盛罗时,天竺人摩伽陀阐瑜伽教,传大理阿左梨辈,而赵氏与焉。”   《万历云南通志》:“摩伽陀,天竺人,蒙氏时卓锡于腾冲长洞山,阐瑜伽教,演秘密法,祈祷必应,至今云南土僧名阿吒力者,皆服其教。”
       与此同时,在8世纪初,唐朝佛教开始播及、影响南诏,元李京《云南志略》:“开元二年(714),南诏遣其相张建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书。”现存大理市太和村的南诏《德化碑》,讲述在南诏第五代君主阁罗凤时期(748—779在位)开三教,宾四门。三教即儒、道、佛。该碑约落成于唐大历元年(766),记载了南诏王阁罗凤与唐军于天宝十三年(754)发生“天宝战争”的起因、战事过程,并明示与唐有修好之意。所录内容详实可靠。阁罗凤时期或8世纪前半叶佛教已明确得到统治阶层的认可和推广。
       这以后在南诏佛教较可信的记载有《蛮书》卷十,咸通四年(863):“正月初六日寅时,有一胡僧,裸形,手持一杖,束白绢,进退为步,在安南罗城南面。本使蔡袭当时以弓飞箭当胸,中此设法胡僧,众舆扶归营幕。”此为作者樊绰所见,当属实。《新唐书.南诏传》:“乾符二年(875)已末,自南诏叛,天子数遣使至其境,酋龙(世隆)不肯拜,使者遂绝。??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摄使往,酋龙与其下拜谒且迎。”《太平广记》:“乾符二年,韦陀将军童真告宣律师曰:西耳河火袤百里,广三十里,中有洲岛。古寺经像尚存,无僧住持,时间钟声,百里殷实,每三年供养古塔。其如戒坛二重,塔上有覆釜。彼士人见塔每放光明,即以素食祭之,求福炸世。”几则记载显示,在9世纪中期,南诏佛教已广为流行,经、像、寺、僧俱全。值得注意的是《蛮书》中描述在两军阵前作法的胡僧,应为南诏军中卜吉凶的阿吒力教僧人。天宝战争中,南诏军得到以多得阁皮为首的阿吒力僧人协助,念咒行法,激励士气。这也符合阿吒力行教诡秘,甚至怪诞的特点。
       南诏佛教造像,据明杨慎《南诏野史》录,劝龙晟(809—816在位)以金3000两,铸佛三身,劝丰祐(823—859在位)时,大理崇圣寺有佛像多达11400身。至五代初的安国七年(909)郑买嗣(903—910在位)造佛一万尊,野史所记是否为实数,不得而知,却可以看出9世纪初至10世纪初南诏造像的兴盛。今大理剑川、安宁、永昌等地仍保存部分南诏佛教遗迹。较为著名的大理崇圣寺雨铜观音、剑川石宝山石刻。流失海外的《南诏图传》也是现存唯一代表南诏佛教绘画水平的珍品。
 
 


(一) 崇圣寺雨铜观音

 

 
  今大理寺崇圣寺是南诏国都城苴芋城的著名佛寺,明《南诏野史》丰祐录:“开成元年(836),王嵯颠建大理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李贤者,定立三塔……自保和十年(833)至天启元年(约840)功始完。匠人恭韬、徽义、徐立。”据南诏圣治六年(894)写经《护国司南抄》卷首序文中“内供奉僧崇圣寺主密宗教主赐紫沙门玄鉴”,可知该寺为密教王家寺院。
   崇圣寺毁于清末,佛寺最为著名的是其供奉的铸像雨铜观音,高约8米。《南诏野史》:“光化庚申三年(900)铸崇圣寺丈六观音,清平官郑买嗣合十六国铜所铸,蜀人李嘉亭造像。”文中对观音像的尺寸,铸造者给予了说明,这身大像的建造,经由四川地区而来,可以看出,南诏和四川保持着佛教交流。“雨铜”缘由有多种,胡蔚注曰:“一说,唐天宝间(742—755),崇圣寺有僧募丈六观音像未就,夜忽雨且视之,铜也,即取以铸像像成,白光弥覆凡三日夜,至今人称为雨铜观音。”《滇释记》:“禅陀子……随李贤者建崇圣寺,欲造大士像,师于城野募铜斤,随获随见沟井便投其中。后忽夜骤雨,旦起视之,遍寺皆流铜屑,遂用鼓立像,高二十四尺,像成。余铜铸小象一千尊。像如吴道子所画,细腰跣足。时像放光,弥覆三日夜,至今春夏之际每现光云,世传雨铜观音也。”天雨化铜,属讹传,而细腰跣足却与密宗造像特征相合。观音在南诏被视为开国神袛,为最常见的佛教造像题材。这尊造像在清代复经修补,在文革期间被毁。
 

 

(二) 剑川南诏佛教石窟造像

 

 
  剑川石窟位于云南剑川县西南约30公里的石宝山,包括沙登箐、石钟寺、狮子关三处石窟群,共计16窟,造像139躯,多为南诏、大理国时期遗物。其中明确为南诏时期佛教石窟,仅有沙登箐第1窟。
  沙登箐石窟现存窟龛5个,第1窟内正壁分上下两层开龛,上层为浅浮雕5龛,下层有深龛4个,在下层一龛内雕有两身坐佛,均作螺发,右像弥勒倚坐(图122),左手扶膝,右手上举施说法印,双足各踏一莲苑,着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外披半披式袈裟,衣襞覆坛,且外展下垂。左像阿弥陀佛结跏趺坐,手结禅定印。仰莲坛基下方刻有造像铭文:“沙追附尚邑三晱白张傍龙,妻盛梦和男龙庆、龙君、龙世、龙家、龙千等,有善因缘,敬造弥勒佛阿弥陀佛,国王天启十一年(850)七月二十五日题记。”这也是剑川石窟唯一南诏纪年像龛。造像风格与同期四川地区石窟造像较为相似。剑川地区归属南诏管辖,是在唐贞元十年(794)唐军与南诏协力击溃吐蕃之后,南诏纪年窟开造的上限应在贞元十年以后。
  纪年龛右侧龛内雕坐佛一尊,螺发,结跏趺坐,着半披式袈裟,左手掌心向上平置足上,右手下垂施降魔印,坐于仰莲座上,造像风格与左侧双佛相似。纪年龛左侧龛内雕坐佛一尊,为倚坐弥勒佛,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左手肘部残,似作扶膝状,右手上举施说法印。衣襞覆坛,且外展,双足各踏一仰莲。
  该龛左侧凿一小龛,内调观音菩萨立像一身,为高宝冠,宝缯垂肩,披帛敷于两肩,交于腹部,再绕于双肘部,呈外展下垂至身体两侧。下身着长裙,菩萨体态未作刻意表现,为披帛、长裙所掩。与唐代菩萨的“S”形身躯及崇圣寺雨铜观音的“细腰跣足”风格不同,而更接近云南巍山出土的爨氏时代菩萨立像。衣襞外展是汉地南北朝时期佛衣及菩萨装的造型特征,至唐代,外展衣饰在北方及川地均趋于内敛,该窟有两尊佛像及一尊菩萨像衣襞外展,或可视为爨氏时期造像风格的延续。此外,沙登箐区的毗沙门天王及大黑天神也应是南诏遗迹,风格与唐天王相似。
 
 
 

(三) 安宁王仁求墓碑石刻

 

 
      王仁求墓位于安宁市鸣矣河葱蒙卧山上,墓主为爨时末至南诏初人,官至唐河东州刺史,其墓碑高281厘米,宽150厘米,底部最厚处达250厘米,该碑立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碑首刻有两条唐碑常见的长脚虬龙,碑座刻赑屃,碑额凿一佛龛,内刻两佛并坐像,头部均残,佛衣也残损不清,两佛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莲坛基上,这也是一件纪年明确的南诏佛教遗迹。
      陵墓前原有石雕狻猊一对,出土时毁坏一件。相传狻猊为滇藏地区猛犬“獒”,其身大如骡,当地人用其抵御强暴,在剑川石钟山石窟南诏王像座前及《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中均有其形象。
 

 

(四)南诏图传

 
     《南诏图传》现藏日本京都友邻馆,长卷由绘画和文字两部分组成,画卷末款识为:“巍山掌内书金券赞卫理昌忍爽王奉宗等,谨按巍山起因、铁柱、西洱河等记,并国史上所载图书。圣教初入邦国之原,谨书图样,并载所闻具列如左,臣王奉宗等谨奉。中兴二年三月十四日,信博士内常士酋望忍爽臣张顺、巍山主掌内书金券赞卫理昌忍爽王奉宗等谨。”
       题记显示该长卷绘画依据“巍山起因”、“铁柱”、“西洱河”、“国史”四部分绘制而成,主要表现了南诏初期细奴罗父子于巍山,受到梵僧观音七度点化而信奉佛教的传说,及大将军张乐进求率各部落首领九人共祭铁柱两个主题。图中出现观音菩萨立像三身,均头戴高宝冠,冠中饰化佛,宝缯垂肩,细腰跣足立于仰莲坛基之上,左手于腹前下垂,右手上举施说法印,上身裸,饰项圈、臂钏、手镯,下身着紧身长裙,披帛饰于腰部,于身体两侧下垂。观音菩萨绘于中兴二年,即公元899年,已是南诏晚期。可以看出,最迟南诏在9、10世纪之交,即南诏末,菩萨造像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与9世纪中期菩萨风格相去甚远。该像较沙登箐第1窟中下层龛中的观音立像,风格已有了很大的变化,描绘时间与崇圣寺“雨铜观音”的公元900年只差一年,且也是“细腰跣足”,两身观音造像风格应相差不大。
      长卷文字部分有舜化贞帛帝敕文:“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立,或于蕃汉而来,奕代相传,敬仰无异。因此兵马强盛,王业克昌,万姓无妖扎之灾,五谷有丰盈之瑞。然而朕以童幼,未搏古今,虽典教而入邦,未知何圣为始誓欲加心供养,图像流形,今世后身,除灾致福。因问儒释耆老之辈,通敕付慈爽,布告天下,咸使知闻。中兴二年二月十八日。”
      这段文字对认识南诏立国之前云南地区的佛教,有如下启示:a.舜化贞皇帝所知南诏佛教的传入者是梵僧观音,这也是长卷图绘部分以观音点化开国君主细奴罗的原因;b.梵僧观音并非云南佛的第一传人,舜化贞肯定了在更早的时间,佛教已传入云南地,即“其来有上”、“虽典教而入邦”,而以其博古之识欠缺为由,即“童幼未搏古今”,对早期佛教由谁传入给予回避,即“未知何圣为始”;c.对梵僧观音之前佛教的传入,文章开头给予了含糊的解答,即可能来自印度、汉地或吐蕃。
 
最后更新于: 2014-04-30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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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罗汉之金首尊者
金首尊者,即金头仙人,又称作劫比罗仙,迦毗梨仙、紧闭罗仙、迦夷罗仙、迦比罗仙,全称迦毗罗大仙,意译为黄头仙、龟种仙、金头仙、赤色仙等。他本是印度的外道之一,后来弃恶从善,皈依佛教。
所谓外道,就是佛教之外的修行者,《三论玄义》卷上的解释是:穷尽天地的至妙道理,达到内心清净无垢,就是佛教正道路;脱离佛教理法,做无益的幻想就是外道。金头仙人原是脱离正道的修行者,他主张“执有”,将易朽的物质当成追求的目标,所创立的派别被称为“数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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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辩论,金头仙人终于认识到自己所持理论的局限性,从此他皈依正法,经过勤奋修持,终于获得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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