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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石窟造像

隋代佛教造像

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南下灭陈,结束了西晋以后近300年南北分裂局面。杨坚自幼被尼智先收养,佛教思想对其当深有熏染,他当政的开皇元年(581),即改变北周武帝灭佛的政权,转为倡导扶持佛教的方针,佛教及艺术表现遂得以复苏和发展。

文帝恢复佛教的措施,包括鼓励度僧,修复前期毁废寺院,集资营造经像等。《续高僧传》卷十《释靖嵩传》载,开皇十年(590)以前受度僧尼已达50余万人。所建寺院据《辨证论》卷三载,共计3792所。并于仁寿元年起三次下诏,在全国诸州建舍利塔111座。经像方面,据《辨证论》卷三,新建造像大小计16580躯,修复故像计1508940躯,缮写心经132086卷,修治故经3853部。民间佛经也因此远远多出儒家六经。

文帝时已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传教系统,隋二世炀帝杨广也笃信佛教,其为晋王时就请高僧智剀为智者。据传炀帝一代所度僧尼约16200余人,《法苑珠林》记,其时修故经及缮写心经612藏,29172部,造新像3850躯,修复故像计101000躯。

正当佛教在印度本土渐趋颓式之时,却在中国隋代得以繁兴。在南北朝对佛教义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佛学形成不同门派之见,本土特色的佛教宗派在隋代应运而生,诸如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宗)即成于此时。值得注意的是,北周武帝在其辖地的灭佛之举虽未波至南朝建康,但建康事在萧梁侯景之乱(548—552)时已受重创,作为同期南朝译经集团领袖的真谛,逢此乱世而颠沛流离,译经事业遭受打击。隋灭陈之际,作为南陈政治中心的建康,因战火寺院多毁,宫室城邑悉数荡平,建康佛事再次遭受重创,遂趋于沉寂。

隋朝历时短暂,仅37年,石窟开凿规模虽不及前期南北朝及其后的唐代,却也不乏著名石窟,因其处在两大佛教艺术高峰之间,可视为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河南安阳灵泉寺大住圣石窟、山东青州云门山及驼山石窟、山东历城神通寺千佛岩等均开凿于隋,此外,敦煌莫高窟、云冈、龙门、响堂山、天龙山及麦积山等石窟,隋代均有开凿。

继南北朝之后,隋朝佛教艺术的民族化进程有了新的变化,就佛像来看,如果说南北朝时期秀骨清像式造像是佛像中国化的典范,那么后一次面短而艳造像的兴起,则是对印度佛像本来面目的一次回归。这一举措被隋继承,并进一步让造像趋于壮硕坚实,为唐代造像雄浑、圆融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隋代开窟造像十分流行。隋代的石窟寺造像,包括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广阳北石窟寺、洛阳龙门寺、安阳宝山耿泉寺、[ hándān ]邯郸响堂山、太原开龙山等处。


隋代的石窟寺造像的特征


隋代的石窟寺造像,保留了北齐、北周造像的特点。佛造像特征为:广额丰颐,头部渐长;颈部长,项下有横纹;菩萨多头戴花冠或发髻冠,佩戴有璎珞;身体比例略显换调;动作状态略显僵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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