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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智永与《千字文》

       释智永,著名的僧人书法家,梁陈隋间人。生卒年已不可考,约生于梁武帝时代,俗姓王,名法极,亦说释法极,字智永,会稽人(今浙江绍兴人);于会稽嘉祥寺剃度出家,在陈时曾寄籍吴兴永欣寺,入隋则住锡于长安西明寺。精通《般若》、《法华》诸经,更是以善书称于世。张怀灌《书断》中就记载智永“人来觅书,并请题额者如市,所居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人谓之铁门限。后取笔头瘗之,号为退笔冢,自制铭志。”可见智永当时的影响,也表明了时入对智隶书法的喜爱程度。

      据传智永乃王羲之七世孙,故能秉承家法,传习二王书风,可以说是羲献父子书体的忠实继承者和极力倡导者。唐张怀臻《书断》评论道:师远祖逸少,历记专精,摄齐升堂,真、草唯命,夷途良辔,大海安波。徽尚有道(张芝)之风,半得右军之肉。兼能诸体,于草最优,气调下于欧(阳询)、虞(世南),精熟过于羊(欣)、薄(绍之)。”《书断》中以神、妙、能三品评判诸家书法,智永的楷书、草书、章草均被列为妙品,行书被列为能品,可见史上对他的书法艺术的推崇和肯定。智永最值称道的是他早年在吴兴永欣寺临南朝段铁石集拓王羲之书而成的《千字文》。临八百本分散浙东谙寺作为抄经范本,这一文化活动对隋朝以及唐代佛教书法的格局和形态起到深远影响。铜佛像 

       对于智永的书法艺术成就,历来有贬有褒。唐李嗣真《书后品》持批判态度,说其书“精熟过人,惜无奇态矣”。智永书法的成就主要在于其积年学书,苦练而成。练坏的笔头就有数十瓮,每瓮都有数石重。书论记载智永曾经居住于永欣寺阁楼之上临书不辍,所写废的笔头置于大竹簏中,整整装了好几大簏。智永的书法谨遵祖法,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半步,宋代叶梦得《石林避暑录》中云:“智永的书法全守逸少家法,一画不敢小出入于千字以外。”由此可见,苦练守成、不出王体、没有创新成为智永书法遭受批评的原因之一。智永给后人留下的就是一位积学用功、精勤熟练、追求书艺的书德形象,以功力取胜而艺术性有所欠缺,属于苦行派。当然赞誉者也大有人在.苏轼就认为智永并非不能创作,只是极力想存王氏书法典范。苏轼在《跋叶致远所藏禅师千字文》中说:“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型。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以逸于绳墨之外矣。”他还在《评唐六家书》中说道:“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致,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一,乃识其奇趣。”认为是智永的书法已由精熟而升华至更高艺术境界,甚至品出疏淡的况味了。再如清人杨守敬在智永《真草千字文》(日本所藏唐摹本)跋语中写道:“又永师为右军嫡嗣,渊源有自。今右军墨笺已不可见,(孙)过庭虽称善变,然过趋劲快,识者病之。惟永师寓变化于谨严,山阴门庭于斯不远。”称道智永书法艺术的高妙正是在于得受羲之真髓,且精熟中寓有丰富的变化,而并非一味摹古。

       智永和尚成为隋代书坛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他通过一己之力,写《千字文》广泛流传于南朝各寺,确立抄经书体的典范,影响着当时的僧人抄经和士人书法,对隋代佛教书法作出了重要贡献。总结智永书风的特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极合王氏标准,优美且富于规律,可作学书范本。正如宋代米芾《海岳名言》中所称赞:“秀润圆劲,八面俱备”。二是鲜媚悦人,绝无半点寂静淡泊,更无冷峻苦修的意味。他迫求的完全是书法的形式美,注重的是书法艺术的美学意韵。可以说智永的贡献主要在于对六朝以来王字传统的继承和保护,以及他把王体推广运用到佛教抄经书体之中,使之成为佛教书法史上的一段佳话,更成为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对于存在于智永这一典型个案身上的佛法与书法的问题,熊秉明先生曾有过探析,他说:“他是一个诚笃的大僧,其专心致志于书法和他的僧侣生活一致,但这一致是外在的。他的书风和一般佛经抄本风格颇不同:他热衷于书法,而自己并不抄经。”智永的意图在于将王体字确立为抄经的典范。从后世看,智永在纯书法领域的影响远远大于抄经领域。熊秉明先生还提出了一个问题;智永的书体是否能够代表“佛教精神”?智永书风鲜媚,无寂静淡泊,无冷峻苦修,并未将佛家精神与书法进行结合,或说在书写中融入佛家审美意味。所以,最后熊秉明认为智永是“一位过着僧徒生活而献身于艺术的书法家”。

       智永的贡献还在于他对后世的影响,例如他影响了一批出家和在俗的弟子:释智果、沙门释述、沙门释特、释辩才以及虞世南等。特别是对智果、虞世南等人的师授,导致他的书学观和书风对隋唐时代都产生了重要作用。智永的《千字文》为隋唐以后的历代书家习书都提供了一个好的范本,唐代欧阳询、褚遂良、孙过庭、欧阳通、张旭、怀素、高闲、贯休,宋代梦英、文同、苏轼、黄庭坚、宋徽宗、宋高宗、宋孝宗、宋理宗,元代赵孟睽、管夫人、鲜于枢、揭溪斯,明代文徵明、陈佑,近代章炳麟、于右任等书家都有《千字文》墨迹传世。智永还授“永字八法”,这和《千字文》一样,对后世都具有重大影响。唐《翰林禁经》记载:“八法起于隶字之始,自崔张钟王传授,所用赅于万字,墨道之最,不可不明也。隋僧智永发其旨趣,授于虞秘监世南,自兹传授广彰焉。”可见“永字八法”历代虽有研究,但智永又加以阐释解义并授于徒众,后来,智果有《心成颂》一篇,虞世南也有《笔髓记》一书传世,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智永所讲授“永字八法”的影响。

      释智果,生卒年不详,隋仁寿年间书法家,会稽人。颇好文学,能书,曾知遇于隋炀帝,被召居慧日道场。《书断》记载:“释述、释特,与智果并师智永。述困于肥钝,特伤于瘦怯,皆不得中,而智果差优。”可见,他们虽都出自智永门下,但书艺成就皆不及其师。智果的书法今已不传,对于其书法的面貌特征,张怀罐《书断》中有所记叙,智果“工书铭石,甚为瘦健,尝谓永师云‘智永得右军肉,智果得右军骨’”。并评论其书法:“夫筋骨藏于肤内,山水不厌高深,而此公稍乏清幽,伤于浅露。”由此可知,智果书法结体偏瘦,笔画硬健,总体失于表浅,缺乏意蕴。这与后人曾评论其书法有“僧气”相符(《墨池琐录》),言下之意即是清癯而厚润不足。从书论记载中还可以了解到智果书写特重形式,点画之际稍嫌有虚张夸耀之势。其书法被比作“吴人作战”:轻进易退、勇而非猛。可见,是外在清奇雄强,内里有所不逮。智果存世书论有《心成颂》一篇,该文专讲书写结体的方法,从书法字体的分布间架结构来探讨书法之美。智果在文中提倡:长舒左足,有脚者向左舒,“宝”、“典”、“其”、“类”字是;峻拔一角,字方者抬右”、“用”、“周”字是;分若抵背,谓纵也,“卅”、“册”之类,皆须自立其抵背,钟、王、欧、虞皆守之;合如对目,谓逢也,“八”字、“州”字,皆须潜相瞩视;覃精一字,功归自得盈虚。向背、仰覆、垂缩、回互不失也;统视连行,妙在相承起复,行行皆相映带,联属而不背违也。从他在文章中所强调和追求的字体间架结构上的舒展、昂扬,通篇字里行间上的开合、转承等等美学原则都可以想见到智果的书法对形式美感的极度追求,讲求字体的高下相倾,顾盼生辉;联属映带,俯仰自得。因此,处置不当就容易形成虚张夸耀的流弊。《心成颂》的写作之所以成为颂体,借用了佛经的规制,可以认为这是隋代僧人书家将佛教与书法理论在形式上加以结合的有益尝试。

       隋代除智永外,其兄智楷(孝宾,改名惠欣)亦以擅书闻名。僧人书家中还有释智炬、释慧觉、释慧安、释敬脱、释靖嵩等。释敬脱,史上也有记载,宋代陈思《书小史》云:“敬脱善正书,能大笔写方大字,天然遒劲。不加修饰,当时谓之僧杰。”龚鹏程《书艺丛谈》一书中说:“这位僧人与智永之精勤。恰巧成为两种典型,一妙于天然,一工在学力,其书迹虽不可考见,但已在智永、智果重法度、重学习、重传承的笔法外,另辟一蹊,打开了未来发展的空间。”

       总而言之,智永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书家,上承钟繇王羲之,下启虞世南,影响了初唐书风。在广度上,他书写《千字文》八百本散诸江南诸寺,给抄经的僧徒作为范本,对当时及后代都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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