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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开皇时期佛造像

隋开皇时期,指隋文帝开皇年间。这一时期的佛造像与之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时期最为常见的造像形式为一佛二菩萨,佛像容貌端庄,体态丰满,衣服贴体。菩萨像多身体修长,背光有莲瓣形大背光,整体呈前拱状,上端尖锐,上饰火焰纹。隋开皇时期的佛造像,在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铜佛造像的内容丰富,主要是形式多样的佛、菩萨造型,立姿与坐姿并存,佛多为坐姿,菩萨多为立姿。从造型特点上看,隋代的铜佛像大致可分为三种样式,第一种样式是单身造像,包括菩萨立像和佛坐像.

 

典型藏品如天津博物馆所藏一尊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张皈卿造铜观音像。此像高12.6厘米,宽4.2厘米,观音像通体鎏金,头扎高冠,宝缯垂肩,面庞方圆,双眼微开,通鼻梁,厚嘴唇,袒胸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袈裟从右肩垂下搭于微抬的左手上,右手上举持莲,腹部微微隆起,下着大裙,衣褶线条流畅简洁,垂于双足,赤足立于圆台上,台下又有一圆座,其下为四足方座,座两侧及后侧铭刻“开皇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张皈卿母子造观音象壹堰(躯)上为皇帝为下为边地”二十九字。观音头部周围饰有两层圆形的头光,举身又有满布火焰纹的舟形背光,佛经中对佛与菩萨的背光皆有描述,《大智度论》卷八曰:“佛身之四边各有一丈光明,菩萨便有,是三十二相之一,名为丈光之像。”从刻铭看,这时已有“观音”的称号,而并非后世所说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而将“观世音”改为“观音”的说法。这种单身菩萨的造像形制是隋代普遍流行的样式,现存的传世品基本为此样式,但通体鎏金并留存至今的相对稀少。从传世及出土的这种单体铜佛像形制来看,也有些铜佛像已经没有了举身背光,而代之以莲瓣形和圆形头光,有些佛像手里不持物而施无畏与愿印。天津博物馆所藏的这件铜观音像既保留了北朝时期的基本形制特点又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佛教神秘庄严的色彩有所减弱,裸露的上身与微凸的小腹,和蔼的面容与简洁流畅的衣纹都透露着朴实无华的世俗气息。

  第二种样式是一铺三身像,常见有一观音二胁侍菩萨像和一佛二胁侍菩萨像,典型藏品如天津博物馆所藏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吴士良造像,高13.8厘米,为一观音二菩萨胁侍立像。主像观音头戴莲花状三瓣宝冠,宝缯垂至臂,面方圆,身着天衣内着僧祗支,披长巾,饰璎珞,手施无畏与愿印,下着长裙,赤足立于圆台上,圆形莲瓣纹头光,火焰纹背光,左右胁侍菩萨束髻,面方圆,火焰状项光,披长巾,双手合十,下着及膝长裙,立于从主像背光底部延伸出来的卷草、云气之上,下承莲台。圆台下为四足方座,正、背、左侧刻铭“开皇五年十月十日佛弟子吴士良为家口平安告像一区息乾子息季宁”二十九字。一佛二胁侍菩萨像如山东博兴出土的一件双树三身像,通高19厘米,双树与佛像相连成为一个整体,布局合理,形制独特。


董钦造阿弥陀佛像 铜佛像


董钦造阿弥陀佛像 铜佛像


第三种样式是多尊组合一铺的坛座式佛造像,典型藏品如现藏于西安博物院的隋开皇四年(公元584年)董钦造阿弥陀佛像,1974年出土于西安市南郊雁塔区八里村。佛像通体鎏金,通高41厘米,座长24.6厘米,宽24厘米。主尊阿弥陀佛结跏跌坐于带莲瓣的须弥座上,面相圆润温和,细眉长目,嘴角微微上翘,笑容自然和蔼,右臂弯曲右手当胸,左手翻掌下垂,身着袒右式袈裟,衣褶自然下垂,简洁流畅。两侧的胁侍菩萨跣足立于莲花座上,头戴宝冠,身材修长,上身裸露,胸前装饰重重璎珞,并带有臂钏,下着贴体长裙,显得十分华丽,主尊与胁侍菩萨均饰有火焰纹的镂空头光。两菩萨前跣足侧立肌肉隆起、袒露上身的两金刚力士,并有内饰莲瓣纹的圆形头光。佛座前正中置一蔓枝莲花簇拥的博山炉,下有裸体侏儒托举,坛座以栏杆围绕。下承四足方座,座前蹲踞一对护法狮子,方座侧面及背面镌刻有“开皇四年七月十五日宁远将军武强县丞董钦敬造弥陀像一区上为皇帝陛下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具闻正法赞日四相迭起一生俄度唯乘大车能口平路其一真相口口成形应身忽生莲座来救口轮其二上思因果下念群生求离火宅先知化城其三树斯胜善憨诸含识共越阎浮镜食香食”的发愿文及赞词。这种坛座式的群像已经有了立体雕塑的特点,总体上显得雍容华贵,制作精美,场面宏大。

 

隋开皇年间流行的铜佛造像样式,既保留了南北朝遗风,又有向唐代过渡的特点,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时代特征,铜佛像逐步摆脱了早期呆板的元素,变得更加生动形象,呈现出一种新的时代特点,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开皇造像模式,为唐代佛教艺术的进一步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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