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前期
简介
敦煌在唐高祖武德（619）为唐占有，至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其间20余年中央政权对敦煌的实际控制尚不稳定。待640年高昌被平定后，唐朝文化得以向敦煌渗透，直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沙州沦陷，敦煌为吐蕃占领为止，亦有学者这一时期划为初唐、盛唐，莫高窟在这140余年里是造窟最多的时期，石窟艺术发展得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数量
至唐代，莫高窟崖壁开龛大体形成上、中、下三层，在上层以上及上层以下也开有少许洞窟，中间一层大多为隋以前开造。莫高窟唐代约开造150余洞窟，前期洞窟多集中在上、下两层，其中有纪年窟11个，分别是贞观十六年（642）第220窟、上元二年（675）第386窟、垂拱二年（686）第335窟、延载二年（695）第96窟、万岁三年（697）第123窟、圣历元年（698）第332窟、开元九年（721）第130窟、开元十四年（726）第41窟、天宝七年（748）第180窟、天宝八年（749）第185窟、大历十一年（776）第148窟。
第220窟内有三方纪年题记，窟内前壁门上方发愿文载：“贞观十又六年敬造奉”，北壁有：“贞观十六年发次王寅奉为天云寺律师道弘法师”，甬道南壁有后唐同光三年（925）瞿奉达题写的《检家谱》，此外，在正壁龛下，墨书“瞿家窟”三个大字，此窟为敦煌旺族瞿通所造，五代时的题记由瞿通19代孙，天文学家瞿奉达博士重修所题。
第386窟的纪年位于南壁唐代较晚的壁画层下，墨书：“上元二年七月十一日绘记”。第335窟垂拱二年发愿文题记位于窟内前壁上方，另正壁龛外左侧还有一则长安二年（702）发愿文题记。第332窟即《李君莫高窟佛龛碑》所在窟，碑文所记该窟为李达、李克让父子功德，竣工于武周圣历元年，石窟始建时间应更早。
第96窟（北大像），据《莫高窟记》，该窟于延载二年由灵隐禅师与居士阴祖创建，第130窟（南大像），《莫高窟记》载，“开元中僧处谚语乡人马思忠等发心造南大像弥勒高一百廿尺”，明确了大像开造时间及主尊身份。
除上述有明确金爱娜的石窟外，尚有一些依据供养人题记和发愿文作以推断年代的洞窟，有第431窟贞观二十二年（648），第323窟载初元年（689）前后，第217窟神龙年间（705—706），第41窟开元十四年（726），第180窟天宝七年（748），第185窟天宝八年(749) 。石窟形制大致分为方形覆斗顶窟、中心柱窟和大像窟三种。方形覆斗顶窟为唐代前期莫高窟的常见形式，石窟一般分前、后室，前室为横长方形，后室作方形。窟内开龛延续隋正壁开一龛的形式，之后出现在龛内及龛外两侧设方台，塑像置于台上。中心柱窟的形制多遵循前代，部分洞窟的中心方柱背面开龛造涅槃像，如第332窟，为新造像因素。此外，唐代莫高窟还出现了大像窟，即第96窟窟顶开敞，上有木构建筑为顶，正壁造摩崖大像，造像前部木构窟檐。
塑像
塑像方面，唐代塑像多为圆雕，少有浮雕影塑。造像空间感大大增加，造像组合常见一铺五身，一铺七身，有一佛一弟子二菩萨，一佛二弟子 ，二菩萨二天王，一佛二弟子四菩萨。主尊佛多做螺发，佛衣穿着有敷搭双肩下垂式、右袒式、半披式、褒衣博带演化式，而以敷搭双肩下垂式 最为多见，主尊中倚坐弥勒佛的出现渐趋增多，体现弥勒信仰的流行，造像的形体比例接近于写实，一改隋代头大身小的造像特征。以第45窟为例，二胁侍弟子分别为左侧年长者迦叶尊者，右侧年少者为阿难尊者，成为唐窟胁侍弟子的固定模式（图104）。对菩萨的表现也达到了莫高窟的最高峰，该窟中的彩塑菩萨塑像堪称莫高窟同类造像中的精品（图105），菩萨束高髻，上身裸，披帛由左肩斜披向右下方，戴项圈、臂钏，下着长裙跣足立于仰莲座上，身体呈“S”形，女性特征的刻画较为含蓄，仪态端庄典雅，神情静穆，加之莫高窟石像上完好的色彩表现，使得肌体及服饰均极富质感。天王进入胁侍行列在莫高窟也发生在唐代造像中，较早的见第334窟。第45窟二天王立于二胁侍菩萨外侧。发髻高耸，身披甲胄，一手叉腰，一手握兵器，脚踏夜叉，其神情的张扬与其他诸像的静谧形成强烈的对比。
摩崖大像及涅槃大像也是莫高窟唐代造像的新形式，第96、130窟内均塑倚坐弥勒佛像一尊。“北大像”高33米，“南大像”高26米，北大像几经后世重塑，除头部外，原貌多已不存。南大像除右手未重修，旧貌得以保存。涅槃塑像在莫高窟较早见第332窟中心柱后壁，第148窟则为涅磐窟，该窟为 李大宾建于大历十一年，涅槃像长达16米，右肋而卧，围绕释迦有72胁侍，有弟子菩萨及天龙八部。这也是莫高窟唐代规模最大的群像。佛传故事中，将佛生平的经历，大致归为“树下诞生”、“降服众魔”、“树下成道”、“释迦涅槃”几个阶段，围绕佛“涅槃”之后的故事还有“遗体缠布”、“遗体搬运”、“入棺”、“荼毗”、“舍利入城”、“守护舍利”、“舍利之争”、“分舍利”、“搬运舍利”、“起塔”等。
犍陀罗地区上述围绕佛从降生至涅槃直至被人们筑塔供养的系列图像表现中，对涅槃图尤为重视，这也是信徒对释迦达到禅定最高位灭尽定的推崇所致。佛经中对佛的卧姿有明确表述，床座应朝北，佛陀右肋着床，累足而卧，释迦北首横卧，其头朝向世界的中心须弥山方向。佛涅槃右肋而卧取“狮子卧”法，以示佛主守正念、正心。
壁画
壁画方面，由于莫高窟唐代塑像多为圆雕，脱出对墙壁的依附，这为正壁及一龛三壁的壁画表现增加了空间。同时唐代经变画也在隋代基础上发展成熟，产生出诸多一部经一壁画的经变画巨制。唐代壁画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以大幅画面突出主题，主尊多被置于画面中心位置。再就是密教造像于初唐进入莫高窟，也尤为值得关注。
由壁画在窟内的分布状况看，正壁主龛内顶多作说法图及经变画，龛内三壁题材有菩萨、弟子立像及各种经变画，经变内容有维摩诘经变、劳度叉斗圣变等。龛外两侧壁题材有菩萨、弟子、千佛、文殊普贤变等。窟顶表现内容最为常见的是千佛，个别洞窟绘说法图、经变画。四壁中，东壁常见的是不同主题的说法图，亦有少数通壁绘千佛、经变画，再有将菩萨、天王、七佛、千佛等题材作不同组合的构图形式，其中东壁经变画中又以维摩诘经较为多见。
南北两侧壁，说法图由隋代位于两壁上层变为位居中央的一壁画，取南北对称式构图，四周绘千佛。同类构图还见于对千佛及大型经变画的表现，涉及经变内容有：阿弥陀经变、发话经变、观无量经变、弥勒经变、维摩诘经变、东方药师经变、涅槃变等，其中阿弥陀佛经变表现数量最多，约28壁，反映出弥陀净土信仰的兴盛。这类经变画图像通常的程式为图中心位置为阿弥陀佛，结跏趺坐于池中莲台中，左右胁侍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四周簇拥诸多菩萨，池中有莲花盛开，并有化生童子由莲中升起，池前有雕栏平台，上有乐队何舞伎，两侧设殿堂、楼阁。在上述形象之外穿插孔雀、仙鹤、共命鸟及彩云、乐器等，创造出一个美好、祥和的净土世界。
《法华经变》在唐窟中的数量仅次阿弥陀经变，约20壁，此类经变画以《妙法莲华经》二十八品为依据，在隋代以第420窟为代表已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表现形式，唐代《法华经变》多将佛及《序品》设定在画面中心位置，其他各品故事环绕四周。
《观无量寿经变》变相为唐代新出现的经变画内容，约呈现17壁，其较为固定的图式为：画图中部绘西方净土（图106），两侧以立轴画的形式分别绘《未生怨》和《十六观》。
《弥勒经变》在前代多表现《弥勒上生经》，弥勒呈菩萨状，戴宝冠，交趾坐于兜率天宫，唐代出现倚坐弥勒菩萨和倚坐弥勒佛，后者是依据《弥勒下生成佛经》，并有许多《弥勒经变》将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和弥勒下生成佛，以上、下两部分的构图形式组成一壁画。
《东方药师经变》约出现有6壁，依据《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而作，前者经变画中心位置着重强调七身药师佛立于宝池中的平台上（图107），两侧绘有十二夜叉、阿修罗，上方饰以彩幡，下方有灯楼、立灯树及乐舞场面。以后一部经为依据的经变画，其中心位置的净土变相与其他经变画相似，只是在主体画面两侧分别绘有药师经中《十二大愿》及《九横死》。
除经变画外，莫高窟在武周时期出现一些表现佛教史迹和戒律的壁画作品，以第323窟为例，表现的所谓佛教史迹有：释迦牟尼晒衣、阿育王拜塔、张骞西行求佛、康僧会江东传法、吴淞口石佛浮江、杨都高悝得金人等，图像所绘事件中，不乏虚构成分。同窟东壁门两侧壁对佛教戒律予以图示。
莫高窟初唐第334、321、331、340等窟出现了密教题材造像，第334窟东壁入口上方即第321窟东壁北侧绘有十一面观音菩萨像，第331、340窟正龛外左右两侧分别绘骑狮文殊菩萨和乘象普贤菩萨。有关唐代石窟密教造像中，龙门刘天洞、擂鼓台北洞及莫高窟上述诸窟的造像时间基本可以确定是在开元三大士来华之前，已出现的密教造像题材有金刚界大日如来，十一面观音菩萨及骑狮文殊菩萨和乘象普贤菩萨。
（二）吐蕃时期造像
简介
栖身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民族，于8世纪后期迅速崛起，对李唐王朝构成威胁，双方围绕领土征战几十年，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军队一度攻占长安,由东向西征伐，陇右沿线各州郡陷落，并于代宗大历二年（767）发起对敦煌的进攻，双方战争持续十余年，至781年敦煌失陷。敦煌被吐蕃占领时期，敦煌所在沙州受瓜州节制，元敦煌县下属13个乡改编为13个部落，实行军政合一的建制，所有僧尼组成僧尼部落。至宣宗大中二年（848），经历67年之后，敦煌复归唐中央政权。吐蕃占据莫高窟约当中唐时期。
莫高窟营建因战争一度中止近20年，至787年以后渐趋复苏，起初大多是对战前未完工的洞窟进行补修和重修，这类“开凿有人，图素未就”的唐前期遗留窟，经吐蕃时期完工约40多座,除此之外吐蕃时期莫高窟新建石窟约50多个，其中纪年窟两个，分别是滴365和231窟。
第365窟又称七佛堂，832年至834年间由敦煌地区最高僧官都教授洪辩所建，洪辩于大中五年（851）被唐王朝封为“河西都僧统”，《大蕃沙州释门教授和尚洪辩修功德记》载洪辩：“开七佛药师之堂，建法华无垢之塔”。今365窟上下分别紧邻366窟和16窟，三窟应为一体工程，俗称“三层楼”。依照造窟的一般规律，开造时间上，上层366窟最早，365窟次之，16窟最晚。第231窟原碑《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今已不存，敦煌遗书中录有此文，建窟时间在839年。
吐蕃时期石窟主要分布于南区中部下层及南、北大像之间三层造像之中，石窟形制约为三种，一为方形覆斗顶窟，此类形制石窟数量最多，有前后室，主室正壁开敞口龛，多延续前期造制，少数主龛出现書顶；另一类为涅槃窟，平面作横长方形，書顶，正壁下设佛床，上置卧佛‘第三种为隧道窟，正壁前设佛坛，佛坛后正壁开隧道，供信徒旋绕礼佛。
塑像
塑像方面，吐蕃时期的彩塑在组合形方面多继承前期遗制，有一铺五身、七身、九身组合，主尊多为倚坐弥勒佛或药师佛。唐前期出现的大型涅槃造像及密教题材造像，在吐蕃时期再度出现，如第158窟，规模与第148窟相近，只是卧佛侍众均改由壁画方式表现。佛多作螺发，褒衣博带、敷搭双肩下垂式仍是常见的佛衣（图108、图109）。
菩萨造型由前期形体呈“S”形转变为直立而少有曲线变化，此为吐蕃时期风格，在面相、肌肤、饰物等表现上变化不大。
壁画
壁画方面，在前期基础上，吐蕃时期的壁画中，密教题材大量增加，有不空羂索观音、如意轮观音千手千眼观音、千手千钵文殊等，壁画在延续前期一壁一铺经变的基础上，演变出一壁三至四铺，题材新增楞伽经变、天请问经变、金刚经变、报恩经变、金光明经变、华严经变、思益梵天问经变等。
窟内壁画分布，正壁大龛内，窟顶多绘说法图、飞天或华盖。约在唐文宗开成（836—840）以后，龛顶壁画出现瑞像图，数量近40铺。佛教起初不用偶像，只以佛之舍利、佛发等象征物供养，最早的佛像相传为优填王所造，因其像圆满，故称瑞像，这些由佛教传说故事而来的佛像统称为瑞像。莫高窟这一时期出现的瑞像许多留有榜题，如“中天竺波罗奈国鹿野苑中瑞像”，“中天竺摩伽陀放光瑞像”，“天竺国白银弥勒像”等，造像被有序地排列于龛顶。龛壁同前期，多绘胁侍弟子、菩萨，新出现天王像，同期龛壁开始流行故事屏风画，内容与塑像互为关联。龛外两侧对称绘地藏菩萨、观音菩萨、药师佛、卢舍那佛各一身。再就是左右对称各绘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各一身窟顶仍以千佛为主同期千佛中增加了持药钵的东方药师佛形象。
前壁仍以维摩经变为主，文殊与维摩诘分置于门两侧。此外，密宗菩萨变相内容有所增加，门两侧常见不空羂索观音和如意轮观音各一铺，亦有少量千手千眼观音和千手千钵文殊对称分布。
两侧壁多有上、下两层，上层绘二或三铺内容不同的经变画（图110），两壁对称构图，故事画一般仍绘于经变画两侧。下层作屏风画或供养人像，屏风画内容多附属上层经变故事。亦有少数表现本生故事或佛传故事。
在新出现的经变画中《楞伽经变》数量最多，为11铺。达摩时代起就以大乘有宗的《楞伽经》作为禅宗印心，达摩因此有“楞伽师”之称。莫高窟出现的这类经变画是依据北魏菩提流支译《入楞伽经》十卷，或唐实叉难陀《大乘入楞伽经》七卷变相。
《天请问经变》约出现九铺，这是依据玄奘《天请问经》而作的变相，壁画多附有榜题，以问答的方式表述对社会道德伦理的认知，如“天复请曰：何人名得利，受者名失利，何者坚甲胄，何者利刀杖。”“世尊告曰：施者名得利，受者名失利，忍为坚甲胄，慧为利刀杖。”“天复请曰：谁为最安乐，谁为大富贵，谁为恒端严，谁为常丑陋。”“世尊告曰：少欲最安乐，知足大富贵，持戒恒端严，破戒常丑陋。”
《金刚经变》约七铺，主要依据后秦鸠摩罗什等《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译本，画面反映佛在给孤独园法会和须菩提问道变相，藉以阐述如何以“般若”断去烦恼。
《报恩经变》约出现六铺，依据《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重在宣扬与儒家一致的忠孝思想，在同期经变画中最富艺术表现力。画面居中为《序品》，表现佛说法场面，佛在王舍城耆阇山中与比丘、菩萨、欲界诸天、八部护法等法会场面，其下方有沙门阿难与身背老母乞食的婆罗门子对话，时阿难入王舍城乞食，于城中见一婆罗门子背负老母行乞，若得好食，奉于母，若得恶食，自食之，阿难心生欢喜，偈赞此人。一外道出家人对阿难说，释迦实是恶人，当年逾城出走，令其父王深陷悲痛，为不孝之举，阿难疑惑问及释迦，佛法之中，有否孝养父母之说，佛主熙怡微笑，仍为大众讲述《大方便佛报恩经》，此为《序品》主要内容，也是全部经变画的点题之作。
神话故事
画面四角由《恶友品》《孝养品》《论议品》《亲近品》四个故事组成，每品都通过数幅配有榜题的连环画予以表述。
《恶友品》讲述波罗奈国太子为使众生解除衣食之苦，历经艰辛求得摩尼如意宝珠，恶友出于嫉妒，将太子双目刺伤丢于荒野中，宝珠亦被藏匿，后太子受到帮助，双目复明，劝导恶友，复得宝珠，成其一生大愿。
《孝养品》讲述波罗奈国王被叛臣所杀，其第三子携夫人、儿子出逃，途中断食，儿子自自愿割肉以救父母之命，此举感动帝释天，而助其一家扭转逆境，击溃叛军。
《论议品》取自该品波罗奈国鹿女的故事，母鹿产一女为仙人抚养，波罗奈国王钟情该女娶为妻，鹿女孕生莲花，国王以为不祥，后莲花化生五百童子，勇力无穷，安邦兴国。
《亲近品》取自该品坚誓狮子的故事，狮子坚誓皈依佛法，其金色皮毛为猎人垂涎，遂将其诱杀献皮毛于国王，国王思忖接受此物同助人为恶，遂处死猎人，火樊狮子坚誓，取舍利，筑塔供养。 这些经变故事情节虽流于荒诞，却对人伦、操守有着明确的指向，弃恶向善是其一以贯之的主题。
《华严经变》约出现五铺，主要表现该经七处九会。九会分别为：初会菩提道场、二会普光法堂，三会忉利天，四会夜摩天，五会兜率天，六会他化天，七、八会普光法堂，九会给孤独园。九会有七处，都是说法场面，以横三纵三的形式组成，变相的下方绘华严庄严世界海，海中有须弥山、田地、莲花、海边绘工具、乐器、鞋帽等，为《华藏世界品》变相。
《金光明经变》约四铺，主要依据北凉昙无谶译本。画面中央绘佛在耆阇崛山说法场面，两侧以立轴形式各绘一幅变相故事。《思益梵天所问经变》仅出现一铺为第159窟，该经有西晋竺护法及后秦鸠摩罗什两个译本，均四卷十八品，品名相同。该经于《楞伽经》同为禅宗所依经典。画面主要表现思益梵天与网明菩萨以问答形式简述佛教无出生死、无人涅槃等基本论题，在这些新出现的经变画中，诸如《楞伽经变》《死益梵天所问经变》《天请问经变》及《华严经变》等，更多强调的是佛教哲学层面的概念，艺术表现形式较为单一。
（三） 张议潮时期造像
简介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敦煌人张议潮率沙州民众推翻吐蕃的统治，河西地区也渐趋收复，大中五年（851）张议潮遣使向唐朝献河西图经、户籍，举州归顺。同年唐王朝在河西设立归义军，授张议潮为节度使。世纪控制地为瓜、沙二州，其家族中先后任此职的有侄张淮深、子张淮鼎、婿索勋、孙张承奉。约910年前后，张奉承在敦煌建立割据王朝“西汉金山国”，在不久后与回鹘的战争中惨败，张氏金山国于914年灭亡，政权转入曹氏家族，此时距唐朝灭亡仅七年。
张氏家族控制敦煌的时期约在晚唐，由于张氏家族笃信佛教，身体力行，促使莫高窟的营建活动空前高涨，汉僧、吐蕃僧、平民，以至奴婢，只要礼敬佛法者，均可受到优待，并允许在莫高窟留下功德。时莫高窟南区崖面石窟已趋饱和，张氏家族统治时期的石窟营建，主要位于南区南北两端，及穿插于各层之间隙中。开窟约80多个，重修窟宇20多个，其中纪年窟约10各。
纪年窟中第85窟约建于咸通年间（860—873），由洪辩的继任者河都僧统瞿法荣建造，这也是莫高窟现存经变画最多的大窟之一，俗称“瞿家窟”。第156窟由张淮深建于咸通六年（865），窟内有经变画20多幅及两幅著名的历史人物出行图，墨书《莫高窟记》也出自该窟。
第192窟由敦煌某社社官朱再靖携30余名社人于咸通八年（867）建成，为一小窟。第12窟约建于咸通十年前后，由倡人索义开建，为一大型窟，第107窟为一小窟，兴建者为张氏归义军小吏藏子之父，及奴婢身份的喜和母女，约建于咸通十二年（871）前后。
第94窟，为张淮深于广明元年（880）前后营造，该窟依张淮深职衔又称“司徒窟”。第9窟约建于景福元年（892）前后，窟主不详，甬道两壁绘有节度使索勋、司徒张承奉、瓜州刺史李弘定、沙州军使李弘谏等供养像。第196窟由僧人何法师建于景福二年（893）前后，该窟又称“何法师窟”。第138窟由张承奉母阴氏建于光化至天祐年间（898—907），第468窟约建于天祐三年（906）。
张氏家族时期，莫高窟石窟形制有三种，吐蕃时期方形敞口龛式窟仍较为流行，且为数最多，中心佛坛窟，一般开有较长的甬道主室平面呈方形，正壁前设佛坛，正壁为背屏式直通窟顶，正壁后开隧道。还出现少数中心龛柱式窟，主室平面呈长方形，中心方柱位于正壁，于方柱正面开龛塑像，龛内三壁画屏风画。
造像
造像方面，一铺造像组合多为七身或九身，风格大体延续吐蕃时期，造像规模除中心佛坛窟，坛上群像在尺寸上超过前期，其他龛像均趋于小型化。壁画内容仍以经变画为主，同期密宗图像的大量涌现及供养人出巡图的出现均值得关注。唐前期及吐蕃时期出现的经变画内容仍作主要表现，此外新出现《劳度叉斗圣变》三铺，《降魔变》二铺，《楞严经变》一铺，《密严经变》一铺。
《劳度叉斗圣变》依据《贤愚经.须达起精舍品》而作，描述佛教与六师外道斗法的场面，画幅左侧为舍利弗，右侧牢度叉，中部为观看斗法的波斯匿王及众臣，经文中舍利弗牢度叉斗法有诸多场面描写，如劳度叉化作大树，舍利弗则化作旋风，将树连根拔起，劳度叉化作七宝池，舍利弗化六牙白象，将池水吸干等。壁画中只对其中某一场面进行设计勾画。
表现释迦牟尼成佛道之前降服众魔的题材，莫高窟在北魏时期，就以佛传故事的形式表述过，张氏家族时期的《降魔变》，构图与早期相近，人物着装上已有很大变化，大多取自同期中原冠服。
密教造像在张氏家族时期得到空前发展，第14、54、161等窟壁画均以密教为主，题材有十一面观音、千手观音、千手千钵文殊、如意轮观音、金刚杵观音等，均以成铺的形式表现上述尊像，菩萨造型极富韵律。
唐代供养人像起初多被列于石窟四壁下方，绕窟一周，约至盛唐时期，供养人的地位在壁画中逐渐重要起来，常被画在甬道两侧，人物面朝主室正壁，以独立写实的画风存在，画幅尺寸逐渐加大，打破了前期千人一面的模式。张议潮控制敦煌后，供养人像的表现倍受重视，供养人的地位及豪华生活得到夸耀，全景写真性的出巡图应运而生。今存第156窟南北壁下方的张议潮夫妇出行图，为唐代供养人画的杰作（图111）。
南壁出巡图榜题写道：“河西节度使检校司空兼御使大夫张议潮统军除吐蕃收复河西一道出行图”，北壁榜题：“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两幅壁画场面宏大，每幅作品随行仪仗人物多达百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