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山县石经山下的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郊75公里处的白带山麓。举世闻名的房山石经（亦称房山云居寺石经）就产生在这里。石经山上共有藏经洞九个，南北向，分上下两层，上层七个洞，下层两个洞。九个石洞内和云居寺西南压经塔地洞内共存有石刻佛教经版14510块，计1125部，3480卷。
房山石经是我国碑版石经的典型代表，它从隋代开始刊刻，直到明代，绵延一千多年。各时代刊刻的石经也各有特点。它的隋化初刻以《涅盘》、《华严》等经为主；盛唐时刻了《大盘若经》等一大批重要的典籍。隋唐时代刻本是依据当时的手定本佛经刊刻的，其中包括一批以宫廷写本为底本的写经。总数达350余部，1200余卷。辽代刻经则在验明朝所刻经本存缺在基础上，主要以《契丹藏》编次刊刻。《契丹藏》是我国北方系刻本《大藏经》之祖，它收集资料广泛，校勘精良，且注解继承了唐代皇家官藏的传统。由于辽代不许书籍外流及其他一些原因，《契丹藏》已经亡佚，现只剩近年发现的若干残卷。房山石经中辽金部分刻经保存了229帙《契丹藏》的原始资料。辽金之际所刻以密教经典为主。而金代所刻除四部《阿含》外，其余都是密教经典。房山石经中还保存了一批历代诸藏都没有收入的绝世孤本，约50卷左右。另外还保存了不少不同的时期刻的疑伪经，为研究中国佛教的流传提供了新的资料。
我国佛教石经发现最早的是6世纪北齐时代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字大半米，现存1067字，虽经一千余年的风雨侵蚀，依然清晰可见。此外，还有泰山东南徂徕山映佛岩石所刻的《大般若经》、山东邹县铁山所刻的《大集经》、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河北武安县北响堂山所刻的《维摩诘经》、《胜曼经》以及四川安岳卧佛沟藏经洞的唐代石壁刻经等等。
南北时期佛教大盛，引起了与中国传统儒、道势力矛盾；寺院经济的发展，又与封建国家利益发生冲突，这样必然导致废佛事件的发生。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时（424~452），下诏尽诛境内沙门，焚烧寺院经像，佛史称为“魏武之厄”。另一次发生在北周武帝统治时（566~578）下，敕断佛道二教，经像俱毁，沙门、道士还俗，僧众多逃江南，佛史称“周武之厄”。
为了保存佛经，使正法长住世间，隋文帝大业十一年（615），天台宗二祖南岳慧思大师的弟子名僧静琬鉴于佛教史上的“法难”，为使佛法“永留石宝，劫火不焚”，发愿于云居寺刻造石经，至唐贞观十三年（639）静琬去世时共刻造石经129部。其后，他的弟子玄导、仪公、惠暹、法玄等继承了他的事业，“凡五代不绝”。唐开元十八年（730）唐金仙长公主“奏圣上，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充幽州府范阳县为石经本”，这个时期所刻经典较多，可说是房山石经的全盛时期。天宝末年，虽逢安史之乱，但云居寺的刻经事业并未停顿。会昌废佛，云居寺也受到影响，但很快又复兴起来。五代战乱，云居寺刻经亦告停顿。
辽代是房山石经的第二个刻经高潮。辽代统治者崇信佛教，敬奉三宝。从圣宗起，到兴宗、道宗直到天祚帝时，一直对刊刻石经大力支持。除皇室之外，当地居民或以个人身份布施，或结社共助刊刻，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金灭辽以后，房山石经仍然得到朝野的维护。当时热心续刻石经的僧人有见嵩、玄英等。所刻有《大教王经》、《十地经》、四部《阿舍》、《人本欲生经》、《坚意经》，以及唐宋翻译的一大批密教经典。元朝以后刻经事业逐渐衰落。明末万历、崇祯年间（1573~1643），吴兴沙门真程劝募在京缁素葛一龙、冯铨等在北京石镫庵镌刻了《四十华严》、《梵网经》、《宝云经》、《四十二章经》、《六祖坛经》等送往石经山贮藏。现在的第六洞就是当时开凿的，这是石经山最后的刻经事业了。
在石经山九个藏经洞中，只有最大的一个雷音洞为开放式外，其余八个洞均为封闭式，洞石以石门锢封，不能进入。雷音洞洞口右下方碑上，“宝藏”两个大字遒劲有力，是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的手迹。洞内宽广如殿，面积约80多平方米。石经版镶嵌于四壁，共计146块，均为静琬法师早年所刻。洞内还有四根八棱形石柱，柱面镌刻佛像1056尊，每尊像旁都有名号，刻工精致。
石经山向西三里外的云居寺座西向东，原有五层院落，六进殿宇，依山势递升，南北双塔对峙，雄伟壮观。但在本世纪40年代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195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找到了藏有经版的地穴。该地穴南北长29米，东西宽10米，深5米，面层以方砖铺墁，周围砌夸墙，东墙中部有一石门。此穴北部占三分之二，南部占三分之一，两穴之间隔有一米宽土墙。南北两穴经版排列形式不同，北部经版是一排排顺序排列，南部经版则纵横交错排列，瘗藏经版六层。这就是埋藏了800多年的辽、金两代所刻经版。两穴所藏经版，北穴6295片，南穴3787片，共计10082片。
房山石经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特别是研究佛教历史与典籍的重要文物，也是研究北京地区各时期的历史、经济、文化、书法、雕刻、文字、职官、石刻艺术的珍贵资料，无怪乎被誉为“北京的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