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造像和石狮子的启示

石造像和石狮子的启示

天津市河北区文物管理所藏有两件古代石刻作品，一件是1985年在该区白庙工业区建筑地发掘出土的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的石造像，另一件是1918年由河北省内邱县运来的金代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雕刻的石狮子。

石刻造像是古代以雕刻佛像为主的石刻，多见于南北朝、隋唐时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有的还铭刻造像缘由和造像者姓名、籍贯、官职等，与石窟雕塑具有同等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白庙工业区出土的这尊石造像高48厘米，宽36厘米，厚21厘米，为佛龛型。龛中雕一佛二菩萨。居于龛中主要位置的阿弥陀佛呈跏趺状，躯体丰满，比例匀称。侍立于左右两侧的菩萨，脸圆腰细，眉清目秀。龛的下方雕有护法狮子等，手法简洁，形态生动。整个造像浑然一体。且具有装饰性，佛、菩萨、力士、猛兽的身份、性格、职司的不同特点都得以恰当地表现，既统一，又富于变化。龛的右侧有文字题记：“永徽二年三月口日，范师元为亡父母刻弥陀佛像一，合家眷属共同供养。”

狮子原产于非洲、南美和印度，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殊方异物，四面而至”，狮子也随之输入我国。东汉以来，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狮子又被人们视作辟邪吉祥之瑞兽，成为我国石雕艺术的主要题材。由河北省运至天津的这一代石狮，通高约2米，昂首，前肢直伸，后腿曲作跌坐状，挺胸收腹，造弄清秀，挺拔有力。其墩座题铭为：“内邱县古城村贾道者，运造石狮一对，于本村普利院。助缘人共同获福，西立王氏、孙刘氏、刘大郎、王维那。古城村宋维那。邢台县潭村叶方、叶四郎、李通。南和县助缘人等，普利院僧惠鉴，上靳妙音上下法脊祖师一院。大金承安二年八月十五日，了毕记，潭村石匠张光造。”由此可知石狮的雕刻年代、地点和缘由。

石造像、石狮子作为我国古代的石雕艺术作品，每个时代在其造型、雕凿上都有不同的特征。从总体上说，石造像在魏晋北朝初期，其形象和衣着取印度粉本，大都薄衣透体，两臂缠有飘带，多数有背光；中晚期趋于中国化，表情自然，衣袂飘扬，于“秀骨清像”之中透露出中国魏晋以来士大夫的审美情趣。隋唐时期，佛教造像的民族风格越来越浓厚，人格化、世俗化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并且技巧更加娴熟，人物刻划相当准确。尤其唐代造像，更加精致完美。白庙工业区出土的那尊永徽二年石造像便显露出鲜明的唐代特征。石狮子在东汉、南北朝时多取立行走状，雕工粗犷浑厚。唐代以后为蹲坐式。金代石狮造型清瘦。明清时代，石狮雕刻日趋厚重，其形态活泼多于凶猛，且使用广泛，在宫殿、坛庙、园林、住宅的门前，大多雕对石狮以示庄重威严。内邱运来的石狮具有典型的金代雕塑艺术风格。

由此看来，时代风格和时代特色是确定石雕作品的重要依据。历史上，任何一种器物都有其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和规律，抓住器物造型、工艺、装饰纹饰等的不同特征，从个性中找共性，从共性找个性，对器物的共性与个性综合分析，才不至于在器物的断代、辨伪中出现盲目性。这是鉴定包括石造像在内的古代器物必须把握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