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养吾浩然之气。——《孟子》
“浩然之气”是孟子所提出的，它指在强烈道德感支配下出现的一种至大至刚的豪迈无比的精神状态，它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气质特征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这种浩然之气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不受外物的引诱而坚持正义。
孟子与公孙丑的对话
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老师擅长哪方面？孟子说：“我能识别各种言论，我善于培半分我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请问什么叫浩然之气？”
孟子回答：“难说清楚啊。它作为一种气，最为盛大，最为刚强。靠正直去培养它而不伤害它，就会充塞天地之间。它作为一种气，要和义与道配合；没有这些，它就会萎缩。它是不断积累义而产生的，不是偶然地有过正义的举动就取得的。如果行为有愧于心，气就萎缩了。因此我说，告子不曾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作是外在的东西。对浩然之气，一定要培养它，不能停止下来；心里不能忘记它，也不妄自助长它。
公孙丑问：“什么叫能识别各种言论？”
孟子说：“偏颇的言论，知道它不全面的地方；过激的言论，知道它陷入错误的地方；邪曲的言论，知道它背离正道的地方；躲闪的言论，知道它理屈辞穷的地方。（这些言论）从心里产生出来，会危害政治；从政治上表现出来，会危害各种事业。如果有圣人再次出现，一定会赞成我所说的。”
坚守气节、舍生取义，是从孟子之后儒家特别培养的浩然之气--种立身建功的力量。他们把正义和人格看得重于生命，把个人的追求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甚至不惜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献身；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在危难关头表现出义无返顾、视死如归、气吞山河、压倒一切的大无畏精神。
浩然之气需要内心培养，形成一股坚强的信念。如果义是靠外界引起的，那么显然义是苍白无力的，感官情状不同，接受外界刺激的效果不一样，见到有人跌倒了不愿上前搀扶，而以”没看见“为借口，那么冷漠无情就会成为普遍现象。义不是、也不能由外界引起，而是人内心的东西。
文天祥与敌周旋，以羸弱之躯坚持两年而无恙。他自己说靠的是平时所养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于是作《正气歌》以明志。这种浩然之气在历代的仁人志士身上代代相传，形成了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
国学大师——吴宓
浩然之气在现代学者吴宓先生身上也有所体现。翁维谦在《哭吴宓教授》中写道：“少壮峥嵘老倔强，辞章典雅语铿锵。中西博学真才子，今古娴通自大方。”
吴宓早年就读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有一个擅写诗的好朋友吴芳吉，两人曾共著《两吴生诗集》。吴芳吉早年去世，吴宓主动承担起照顾吴芳吉遗属的责任，几十年如一日。他生活简朴、乐于助人，对学生经济上的求助，他有求必应。他自云：“宓就是乐于助人，并无其他目的，亦不望人报答。”在西南师院的岁月，发工资那天他最忙，忙于填写济助亲友、学生的汇单，自己却所剩无几。
吴宓与陈寅恪教授的友情至深至厚，两人建国后长期天各一方。1961年8月，吴宓乘火车赴广州抵中山大学探望陈寅恪教授。陈寅恪书《赠吴雨僧》诗4首，其中有“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之句，未想竟一语成谶，两人此后再未能谋面。1971年，吴宓被遣送至梁平农场劳改，当时他已右目失明，左目患白内障，但他却还挂念着挚友的生死安危。1969年“文革”之中，陈寅恪与夫人唐筼相继被迫害致死；时过两年之后,1971年9月8日，吴宓向中山大学发出一函，探询陈寅恪夫妇的“生死情况”,不想已成阴阳两隔的“生死叩问”。
吴宓崇尚学术，热爱教学，治学严谨。1956年，他将自己珍藏多年的1000余册稀有的外文图书全部捐赠给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在他临终的前一年，那时的他已是双目失明，卧病在床，而当他听说本地许多中学因为外语教师缺乏而无法开设外语课时，他还疑惑地说道：“他们为何不来找我？我还可以讲课。”
吴宓的学问空前绝后，逃不脱曲高和寡的厄运，一生的寂寞常人难以想象。在文革中，吴宓受到批判，但他依然不改耿介性格。对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他宣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