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安排稍有差异。由此可见西域各国从国王到民众对佛教的热衷。
第四，这一时期是西域各国高僧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西域与中原佛教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时代。“东来弘佛法，西行取真经”是这一时期佛教文化交流盛况的真实写照。这一时期西域出现了众多的高僧人才，仅以龟兹国为例，就有白延、帛法祖、尸梨密、鸠摩罗什、佛图澄、木叉鞠多、达磨跋陀、勿提提犀鱼，地战湿罗等懂得梵语、梵文、汉语、西北印度俗语、怯卢文、吐火罗语、中亚古文字的佛教专家。从而证明西域已具备输出佛教人才的能力。这一时期，有许多西域僧侣东到中原授经。如被后赵石勒、石虎崇信的西域僧人佛图澄，他是位能背诵数百万字经卷，精通教义，妙于法术的佛教大师，时人称呼他为“大和尚”，跟他学法的人很多。他的大弟子道安精于佛教哲学，入长安后，成为前秦一代大师，门徒甚众。道安的大弟子彗远，后入庐山，建东林寺，成为东晋一代高僧，创往生净土之宗，被奉为净土宗始祖。可见佛图澄及弟子对中国佛教发展的贡献。西域另一佛学大师鸠摩罗什，7岁出家，日诵佛经三万二千言，学识渊博，精于梵文，名满西域，后到中原长安，先后译出佛经74部，384卷，他翻译的佛经“文美义足”。他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影响极为深远。． 这一时期，西域的佛教热潮迅速东传，内地成千上万的僧人西行求经，“丝绸之路”上僧迹不绝。魏时从彩幡发现而无法考证的西行求法的僧人达到数以万计。其中著名的有西晋时的竺法护、僧建，后秦的法显、智猛，刘宋的昙无竭，北魏的惠生和宋云等，都是西行僧人的代表。法显是西行求法中卓有成效之高僧，他是我国第一个远渡印度洋、遍游中天竺佛迹并成功而返并留下著作《佛国记》的第一个光辉人物，他的历史功绩与开拓精神将名留青史，被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