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是北魏杨炫之（一作羊炫之或阳炫之）所作的佛教著作，自北魏至今，一直流传不绝。杨炫之，史书无载，生平不详，事迹可考者甚少。仅可从唐道宣所作的《广弘明集》卷六《王臣滞惑篇》，知其为北平人，北魏末曾为秘书监。其他情况不详。
关于此书的创作缘起，道宣称其“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广东省弘明集）卷六《王臣滞惑篇》。而根据作者书中中原序，“武定五年（547），岁在西卯，余（作者）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塔庙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竖牧，踯躅于九达；农夫耕老，艺季于双阙。始知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郭，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其祥异，世谛俗事，因而出之”（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从中国佛教发展史可知，洛阳是佛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要地之一，起过重要作用。至晋永永嘉之时（307~311），已建有佛教42所。到北魏定都，由于“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同上），社会上下争相施财，建筑寺院，于是招提栉比，盛况空前，计有寺院一千余座，佛教在洛阳的传播越来越快。但到永熙年间，北魏被迫迁都于邺，原在洛阳的诸寺僧尼，亦多随之迁走，致使原有的佛教寺院日见崩坏，进入了一个萧条时期。作者杨炫之曾于佛寺兴盛之时至洛阳，目睹盛况。后于武定五年再至洛阳为吏，亲见诸寺之萧条破败，不免有黍离麦秀之憾，遂作《洛阳伽蓝记》一书，以备后世。
《洛阳伽蓝记》共作五卷，并有原序一篇。原序中除了说明著作此书的缘由以外，还记录了当时洛阳城四诸门的情况。五卷正文，则以兴废没革为纲，按距离远近之次序，分记洛阳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诸寺，各为一卷。共记有寺院43所，其中尼寺四所。于所记之中，多为诸寺之较大者。亦记有中寺、小寺，但必有重大事件或异闻奇事与之相关。所记内容，包括诸寺的兴奸缘起、寺院地势、风景、建筑规模以及与之相关的掌故等各个方面。第五卷中并记有《宋云、惠生使西惑行记》、《京师建制及敦外诸寺》两篇。
《洛阳伽蓝记》虽然以记叙洛阳的佛教寺院为主题，但同时也着重记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人物、风俗、地理及各种传闻故事。因此，这部书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北魏洛阳都城的建制、佛寺的建筑和历史的古迹，同时也使我们知道了许多历史的事实。如北魏的朝廷变乱、四方人物的往来、外国沙门的活动、佛教在民间的影响等，由于所记多为作者所亲闻目睹，故史料价值极高，其中有些记叙可与《魏书》、《北史》等相比证，以补正中的不足。所以，此书不仅是一部寺庙志，是研空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研究北魏政治、经济、历史、人物、文化的重资料。这是本书的价值所在之一。
另一方面，此书第五卷所记的《宋云、惠生使西域记》一篇，记叙了二人出使西域过程中所历诸地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以及佛法传播等各个方面，与法显的《行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一起，同为研究古代中亚的进理历史、佛教文化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这是本书的价值所在之二。
最后，作者杨炫之不但熟悉当时的各种掌故，而且长于记录，叙事简明扼要，文笔秀丽隽美，是一部极好的文学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这是本书价值的另一方面。
这部书流传至今已有1400余年，在中国文化史上曾发生过极大的影响，曾为隋、唐、宋、元、明各代诸家著述所引用。现存的《洛阳伽蓝记》，共有十余种传本，最早的是明代的如隐堂刻本以及吴管所刻的古今逸史本，但已不是杨炫之所著的原书。据唐代刘知几《史通》补注篇称，原书本有正文、子注之分，而现存之诸该本，则混注文于正文之内。前人曾在校勘本书和分析正文、子注方面作了不少的工作。本书的样勘本以周祖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为最佳，除判别正文与子注之外，并杂采众书及碑志等加以注释样勘，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