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魅力
世界任何传说中神奇的地方，只要是去过一次便不再神奇。但惟有敦煌，当你造访它之后，心里的感觉反倒更加神奇。
站在这人迹罕至、一无所有的戈壁滩上，你一定会惊喜不已，是谁把如此博大浩瀚的艺术殿堂搬到这里？可是，在你知道它是丝绸之路的创造之后，那个遥远而漫长的色彩缤纷的东西方交流史，就一下拥到你面前。而丝路史的一切，你都能在敦煌石窟里找到它鲜活的踪迹。
也许讲解员会从不同朝代洞窟里的神佛形象，给你有序地勾画出一种历史性的文化嬗变。于是，一段深邃而动人的佛教东渐史，一准会把你迷住。你不是已经从壁画中发现到大唐和赏玄奘及其弟子悟空？然而，石窟的内涵何止于此。一切佛教的传说与经义，各个朝代的精神思想和世俗景象，全都画在这五百多个洞窟的四壁与窟顶上。这是一部放在沙漠上壮丽无比的佛学图典，一件放在地球上展开数十公里的举世无双的千年画卷。从这个意义上说，敦煌是永远读不完的。不管你读书万卷还是学富五车，在敦煌面前你永远是个才疏学浅的小后生。敦煌知道的永远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面对着这些天国一样灿烂的洞窟，如果你对它建造的过程非常好奇，想探明究竟，你就会登上西北各民族相争又相融的历史舞台；如果你迷恋于那些灿烂又神奇的壁画与雕塑，想深入一步，你就会纵入中国美术史溢彩流光的长河中。在中国和世界各大博物馆都看不到的东西，在这里却能看到。惟此，它是中国艺术家的艺术麦加。如果你对敦煌略知一二，对藏经洞的故事感兴趣，那么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最大的迹就会把你包裹起来。
你一走进洞窟，四壁上无穷无尽的故事传说，千奇百怪的形象，莫明的表情与尚未破译的细节，全都面对着你。从这里，你一定会获得无数发现、答案与知识，也一定会带走无数问题与疑团。
近百年来，一代代学者和艺术家来到敦煌，一直守护在这里，研究、挖掘和整理，从一头青丝到满头白发。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吸引在这寂寥的荒滩上？
敦煌是中国最大的最富魅力的文化磁场，也是人类文化的一个伟大的磁场。记得在日本，绘画大师平山郁夫对我说过：“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我随时都想去，就是敦煌.
敦煌莫高窟造像
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西伐姑臧，凉土崩乱，盛极一时的凉州佛教艺术随即衰落，北凉残余势力对敦煌的统一仅维持到442年，后归属北魏。
敦煌以其中西交通门户的地位，及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受到北魏统治者的重视，在其统治的93年中，曾于此设敦煌镇，作为控制河西走廊西端及打通西域的军事要塞。北魏末在敦煌设置瓜州，委派宗室亲王担任刺史管理地方事务，，北魏分裂后，占据敦煌的西魏、北周政权仍延续这一建制，瓜州刺史东阳公元荣及建平公于义还直接参与了莫高窟的修建。战略地位的抬升，使敦煌成为继姑臧后河西地区最为重要的佛教中心，佛教艺术也再一次趋于繁荣。莫高窟受到海内外的极大关注，起缘于20世纪初藏经洞（现编号第17窟）故发现，先有英国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掠获文物30余箱，其中绢画等500余幅，各类古写本6500余卷，这批文物被带到西方，即掀起了外国考古探险家到敦煌寻宝的热潮。斯坦因1921年出版的《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也成为世界第一部介绍敦煌壁画的论著。
继斯坦因之后，法国学者伯希和于1908年来到敦煌，以其深厚的汉学功底，及对满、蒙、藏、阿拉伯、伊朗等语文的通晓，于藏经洞中挑选出极具研究价值的经卷、文本6000余件，考察期间还对莫高窟数百座石窟编排窟号，对敦煌石窟作了全面的记录 ，十余年后出版的《敦煌图录》一书共计6册，是莫高窟最早的完整图录，20世纪80年代巴黎出版了伯希和在敦煌石窟考察时做的笔记。《敦煌图录》《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两书成为了解、研究敦煌早期面貌的重要资料。
继伯希和之后，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吉川小一郎、桔瑞超等，相继在莫高窟掠去四五百卷经卷和一些绢画，藏经洞内的文物于此冼劫一空。1924年至1925年间，美国哈佛大学东方艺术史学者华尔纳和宾州博物馆杰恩两度进入中国西北地区考察，并于莫高窟剥离了20余幅唐代壁画和雕塑珍品。
莫高窟现有北魏洞窟17个，西魏14个，北周7个，其中第268、272、275左右毗连的三窟为公认最早的石窟，由于均无纪年，学界对开造时间观点不一。莫高窟虽地接西域，其佛教艺术对中原文化归属性由来已久，晋初，敦煌寺庙图像已摹自东洛，十六国时期创建莫高窟的二僧——乐僧、法良也是由中原内地而来，敦煌自421年被北凉攻占，至487年北魏平息北边柔然的侵袭，其间这里战乱不断，又经历武帝灭法劫难，佛教艺术确难有所作为。今存早期三窟形制为仿汉地木构建筑形式，在早期凉州石窟中叶难匿踪迹，却与云冈二期（465—494）部分石窟一脉相承，这同时反映在其他诸多造像因素上。由于敦煌地处河西西端，接受来自都城的辐射影响需要一段时间，莫高窟北朝时期造像风格的演变，也较云冈、龙门滞后，三窟建于北魏迁洛的494年前后更加合理。
依据莫高窟北朝石窟造像发展演变，将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早期三窟为代表，时间如上所述；第二阶段以第259、256、257窟为代表，约在孝文帝改制后至北魏末；第三阶段时间在西魏时期，以第285、249、437等窟为代表；第四阶段为北周时期，有第428、290、296、432等窟。
早期三窟均为殿堂窟，形制略有不同，268窟为平面呈纵长方形窟，平顶平某，两侧各附两个小禅窟，272窟紧邻268窟北侧，平面呈方形，穹窿顶饰有藻井，275窟与272窟相邻，平面作纵长方形，顶为纵向人字坡。三窟均使用仿木构建筑形式。
塑像方面，三窟正壁均为单身像，主尊两侧无胁侍，268窟为交脚佛，272窟为倚坐佛，275窟为交脚菩萨（图47），均为弥勒造像。交脚菩萨较早见于北凉石塔上七佛一菩萨中的菩萨造型，佛作倚坐姿，较早见于云冈一期第17窟，并在第二期流行。交脚佛像出现在云冈二期造像中，如第7、8窟后室左右壁龛，莫高窟275窟左右两壁上方并列凿有阙形龛和圆拱形龛各4个，龛内各塑交脚弥勒菩萨或思惟菩萨各一尊。思惟菩萨较早见于张掖金塔寺西窟中心塔柱中层主尊，在云冈多见于二期造像中。三窟造像主尊佛衣未半披式袈裟，菩萨上身袒露，戴项圈、臂钏及璎珞，下身着裙，均衣薄贴体，衣纹为阴刻线处理货泥塑贴条法，后者是印度秣菟罗笈多时期造像的常用方法，十六国时期的凉州造像尚不见此种表现方式，在云冈始见于一期第20窟左侧立佛。
壁画方面，千佛是早期三窟主要表现题材，268窟除正壁龛外和窟顶藻井为原作外，两侧壁千佛均为隋代补画。272窟，顶部绘套斗室藻井，中心绘莲花和飞天，藻井四周绘天宫伎乐20余身。两侧壁及东壁内侧均由上而下分三层描绘，上层绘天宫伎乐，中层大面积绘有千佛，下层绘装饰纹样。275窟的窟顶及侧壁壁画已为后世改造，两侧壁壁画最上层列龛，以下分三层描绘，北壁上层绘本生故事，南壁上层绘佛传故事，中层绘供养人或供养菩萨，下层饰以忍冬纹装饰带。北壁佛传故事，有“毗楞竭梨王本生”、“尸毗王割肉贸鸽”及“月光王施头”等本生故事图，讲述了几位国王笃信佛教，以仁爱之心救助众生，不惜献出生命，其信念和决心令上苍感动，使之得以成道的故事。南壁绘有“出游四门”等佛传故事，“出游四门”讲的是悉达多太子出入城的四门，分别见到烈日下忍受饥饿困乏折磨，从事农耕的农人、垂死呻吟的病人、亲朋悲泣送葬的死人及超脱世俗的沙门。由此产生感悟，促使太子思索一个问题，即如何解脱世界的苦痛，他的王子身份及未来将有的王位均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于是最终选择出家弘法的道路。
莫高窟约在孝文帝改制后进入第二阶段，石窟形制转为中心方柱窟为主，这类窟平面近方形，中心有方形塔柱于窟顶相接，窟顶前段作人字坡形后端为平顶，中心柱四面开龛造像，正面开单层龛，其余三面分上下两层开龛。259窟南北两壁，分上、下两层各开三龛。（图48）
塑像方面，主尊两侧增设胁侍菩萨，为一铺三身像组合。第257窟中心柱龛外两侧出现一菩萨一天王像。主尊有弥勒菩萨、弥勒佛及释迦多宝，佛像坐姿有交脚、倚坐、结跏趺坐及半结跏趺坐等，菩萨多为立像或交脚坐像，主尊佛衣在延续第一阶段半披式袈裟的基础上，出现通肩衣，菩萨则出现斜披璎珞，雕塑表现技法于前期相同。值得注意的是437窟正壁龛楣影塑伎乐飞天，头梳双髻，身着宽袖大裙，形态飘逸，风格已初显南式飞天的特征，这可视为北魏孝文帝改制下的产物，只是由于敦煌远离政治中心，云冈、龙门在北魏时期风行的“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式”造像，在莫高窟流行要迟至西魏。
壁画方面仍延续前期的分层分段描述的形式，却在千佛部位加入本生、因缘、佛传故事。本生故事有“九色鹿本生”等，讲述九色鹿在河中救起一溺水者，被救人却为利益出卖了九色鹿，后为天地不容遭到报应。257窟对这一故事的描绘分“冒险救溺人”、“溺人跪拜感恩”、“王妃说梦”、“溺人告密”、“国王率众捕鹿”、“九色鹿陈述”、“溺人生疮”等情节（图49）。这也是莫高窟此类题材壁画中的佳作。佛传故事中常将“树下诞生”、“降服众魔”、“树下成道”和“释迦涅槃”视为佛祖释迦牟尼一生的主要经历。“降伏众魔”讲的是释迦牟尼成佛前，魔王波旬领其三个女儿和众魔威胁和诱惑释迦牟尼，以期动摇释迦牟尼修行的意志，但释迦牟尼最终战胜众魔得道。因缘故事有“沙弥守戒自杀因缘”、“须摩提女因缘”等，前者讲述一少年皈依佛门后为一女子倾心爱慕，沙弥为维护佛法戒律的神圣，以身殉戒的故事。
西魏时期，莫高窟石窟形制出现了新的变化，前后室石窟大量涌现，后室中心方柱四壁各开一龛，较前期有所简化，阙形龛趋于减少，代之以圆拱形龛，还出现后室两侧壁各开四个小禅室的形式。此间还有一种新型单室方形窟，作覆斗顶，正壁开一小龛，这种形式延续至第四阶段。
造像组合仍延续前期一铺三尊像组合形式，主尊佛多为倚坐或结跏趺坐，佛作水波纹肉髻仍是旧制，与麦积山、龙门保持一致。褒衣博带佛装及菩萨着Ⅹ形披帛也出现在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同期佛衣还出现了“褒衣博带演化式”，第285、248、249、288等西魏窟雕像主尊均着此类佛衣，这是一种将“褒衣博带式”佛衣右领襟由敷搭左前臂改为敷搭左肩的新式披法。而与此同时，“褒衣博带式”佛衣样式也仍在流行，如第285窟北壁壁画佛像（图50），佛衣和菩萨长裙已呈现外展式下垂，衣纹多呈阶梯式。
西魏石窟在壁画表现上出现了全新的内容，285窟是莫高窟北朝时期唯一纪年窟，窟内北壁上方七佛像中的第六幅佛像下墨书铭文时间为西魏大统四年 （538），第四幅佛像下铭文时间为大统五年（539）。此窟覆斗顶，所绘题材将传统中国神仙与佛教天神聚为一体，窟顶绘套斗式平某风格藻井，正中及四角绘莲花，套斗边沿饰以忍冬纹，再外层绘倒三角形垂幔。覆斗顶的四坡，绘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飞廉、开明、阿修罗、飞天等，人物形象生动飘逸。
南壁上方绘有飞天，其下绘因缘故事画，有“五百强盗成佛”“沙弥守戒自杀”及“雪山婆罗门”等，其中以“五百强盗成佛”最为精美（图51），故事讲述在摩伽陀国，有五百个强盗，拦路抢劫，祸及行人，受到官兵征讨并被虏获，继而又被挖去双目投入深山，这些旧日的强盗因绝望呼天嚎地，凄惨的呼声被释迦佛所闻，遂以香药使他们复明，并为其说法，五百强盗从此皈依佛法，成为佛的弟子，画面以长卷形式连续描绘的故事情节有“激战”、“被俘”、“审判”、“挖眼”、“放逐”、“复明”、“说法”、“剃度”、“皈依”等。同窟北壁上方绘七佛及胁侍菩萨，中部多绘坐佛即菩萨，下方绘夜叉。东壁所绘三佛并坐像及佛说法图均为后世所作。值得注意的是正壁主尊的褒衣博带佛衣由前期的右领襟敷搭左肘转为敷搭至左肩，出现“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
同期249窟的窟形为新出现的单室方形窟，正壁开龛，窟顶壁画聚集众多人物及诸神形象，有中国传统的东王公、西王母、羽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及佛像题材的飞天等，还有表现猎人乘马奔驰于山峦林树之间骑射的场面。
北周时期，莫高窟基本延续了前期窟形，中心塔柱窟减少，西魏时期出现的方形窟增多，成为主流。个别方形窟正壁不开龛，只在原开龛位置绘以主尊形象。造像组合上较前期有所增加，出现一铺五身组合形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组合，主尊多为褒衣博带装束，西魏出现的“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仍在延续，如第438窟西壁主尊。菩萨披帛除承袭前期Ⅹ型披帛外，又出现了两道披帛垂于腹前的形式。
壁画表现在布局上同以前将壁面由上而下分三层的形式，在对千佛的表现方面，较低二三阶段有所不同，部分洞窟将千佛由侧壁移向窟顶。第428窟为莫高窟北朝时期规模最大的洞窟，窟内南、北、东三壁分上下三层绘制壁画，上方绘千佛，中部作佛说法图和故事画，内容有“降魔”、“涅槃”、“金刚宝座塔”等佛传故事，及“须达拿太子施舍”等。南壁中层的“卢舍那佛”是莫高窟同类题材的最早造像，卢舍那是佛法身、报身、化身三身之一的“报身佛”，在北朝的大段时间里佛像多以“化身”形象出现，《华严经》推崇卢舍那佛，奉其为真正世尊。428窟这身卢舍那佛像，身着通肩袈裟，左手持钵，右手作说法状。佛衣上分层绘有三界，上部为“天界”，图像有天宫、佛、阿修罗及飞天；中部为“人界”，以四大洲图像表示人间活动；下部为“地界”，绘有刀山、剑池和恶鬼等。
莫高窟在北朝开窟造像较为兴盛，就其规模来看，非一般人所能为，武周圣历元年碑载“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其中东阳王元荣，文献记载他于北魏孝昌年间（525—527）至西魏大统十一年（545）间出任瓜、沙二州刺史，任职期间曾出资写过大量佛经经文，敦煌存世卷子中就发现有东阳王题记的写经。建平公于义一生主要活动在北周时期，历任鄢州、瓜州及兖州刺史，对佛法十分推崇，一般认为这两位刺史对莫高窟北朝石窟的开凿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有学者认为诸如像285窟、428窟这类规模较大、制作精良的洞窟也许就是他们参与兴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