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一代，佛教大盛，佛教书法艺术得以充分发展。唐初书坛，楷体书法得到充分发展并被广泛运用到佛教书写活动中去，各类寺庙碑志和佛教抄经书法存世很多，颇为壮观。名家圣手，一时涌现，俊采星驰，成就辉煌。初唐时期出现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位代表性书家，后世誉为“初唐四杰”。他们均从事过佛教书法创作，有重要的佛教书法作品留世，可供后世研究。
唐初书法的整体格局是以继承王羲之父子的自然优美书风为基础的：“初唐四杰”中的欧阳询和虞世南均在继承王体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欧阳询更重创新，书风略嫌外露；虞世南则多重继承，书风柔中含刚，二者可谓同代并美。
虞世南（558-638年），字伯施，乃是因为七岁时过继给叔父虞寄而得此名字。越州余姚人（今属浙江）。一生历三朝，初仕陈，至隋任秘书郎’入唐后官至秘书监。曾被唐太宗评论为“博闻、德行、书翰、辞藻、忠直”五绝。张怀罐《书断》有记载：“太宗诏曰：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忠谠，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辞藻，五曰书翰。有一于此，足曰名臣，而世南兼之。”
关于虞世南醇正之德行和忠直之品格，史上曾记载其一些言行和举措。他参与朝廷议政时，往往议论持正，敢于面诤，对当时朝廷厚葬之风以及太宗好猎之事就曾提出异议，他力谏皇帝“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骄。”不怕招致横祸，触怒龙颜。还有，太宗曾戏作艳体诗，令世南唱和，世南正色规谏曰：“作虽工，然体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仿效，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由此可见其德行与操守。
“五绝”中所提到的书翰即精通书法，虞世南的书学成就历来是得到高度肯定的。虞世南为智永传人，偏工真、行，书风道丽秀美，用笔精粹典丽，外柔内刚，最得二王神采。《旧唐书·虞世南传》载其：“同郡沙门智永善王羲之书，世南师焉，妙得其体，由是声名籍贯甚。”寥寥数语概括了虞世南的师承及书风渊源。对于他的书法风貌，《宣和书谱》中说：虞世南“立法沈醉，若登大华”；明代项穆《书法雅言》说：“世南传之（于）智永，内含刚柔，立意沈醉”。前人多喜用“沈醉”二字来形容虞世南的书艺，这实在是非常中肯和精辟的一个概括和论断。虞世南的书法虽然近承智永，远宗王羲之，但他在书法创作中糅入了自我沉潜深静之个性，使得他的整体书法风貌呈现出厚润祥和的气息，且极富韵致；虽笔笔挺拔有力，却通篇含蓄内敛，不肯露半点锋芒。平缓稳实，温文尔雅，中庸有度，君子风范，确实是一派“沈醉”之象，这也是由其博古好学、崇德修身的内在品格决定的。《旧唐书·本传》中谓：“性沉静寡欲，笃志勤学。”《新唐书·本传》谓其苦学“或累旬不盥栉”，即为了研习学问能十天半月不事梳洗，可以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由此方能博学而见识不凡，当然于辞藻才情、翰墨书艺上也定然不俗。 虞世南从智永习书，其艺术创作思想一定程度上受到佛家思想的熏习，在其书法理论《笔髓论》中创“心悟”说。《笔髓论》为一篇论述书法原理、创作规律以及学习方法的书学论文。全文仅1034字，分为原古、辩应、释真、释行、释草、契妙、劝学共7个专题。通篇贯穿了虞世南书学之妙悟、神韵、自然等美学思想。
在《笔髓论·原古》一章中，虞世南强调：“造意精微、自悟其旨”，其中“自悟其旨”很有佛教禅宗明心见性的意味，强调自我顿悟，自性自度。在《笔髓论·契妙》一章中，虞世南又说道：“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这就与佛教的戒、定、慧三学大有内在通联。赖永海《中国佛教文化论》中说：“佛法虽广，其要者无出于戒、定、慧三学。夫戒者，主要是收束身心；定者，则在专志凝神；而般著智慧，则使人穷妙极巧。此三者均与书法之道相通。其中尤以 禅定之功与书法之道关系最为密切。汉蔡邕《笔论》云：‘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 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书圣王羲之也说 过：‘夫欲书者，先凝神静思’预想字形，令意在笔前，然后作字，。柳公权则说：‘用笔在心，心正则字正’。这些议论，都深契佛家禅观之旨。可见，佛理与书理多 有相通之处。”另外，虞世南说：“心悟非心，合于妙也。且如铸铜为镜，明非匠者之 明；假笔转心，妙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妙之间，神应思彻。”可以说，这种强调心悟契妙的书法创作理论实在是受到佛教禅宗心性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
虞世南曾创作佛教书法《破邪论序》，由僧人法琳撰写正文，虞世南撰序并书丹。成书的确切年月已不可考。明代张丑的《真迹日录》记载了这一作品，宋代刻石两块。《破邪论》通篇小楷，文雅秀静。36行，每行20字。《宣和画谱》称其为书风“内含刚柔”。明代王世贞在《弁州山人稿》中说：“世南书迹本自稀，而楷法尤不易得。小者惟《破邪论序》……”，说明了《破邪论序》乃是虞世南小楷之代表作品。对其艺术价值评价道：“破邪精能之极，几寄天巧，所以不入二王室，犹似不能忘情于蹊径耳。”认为虞世南得这件作品是融合二王书风但又力求创新，呈现出独特的面貌，清代书评家也认为虞世南这件作品风格特别刚健清朗，反而与欧阳询的书风相帖合，有些神似。
《破邪论序》文中起首：“著夫神妙无方，非筹算能测。至理凝退。岂绳准所知。实乃常道无言，有崖斯绝。安可凭诸天纵窥其奋冥者乎。至如五门六度之源，半字一乘之教，九流百氏之目，三洞四检之文，苟可以经纬阐其图，讵可以心力到其境者。”以及游八禅而寝息，饵松术于溪涧，披薜荔于山阿，皆合掌归依，摩项问道。”等语言充分显示了虞世南的向佛情怀。文中有“法师与仆，情敦淡水，义等金兰。虽服制异仪而风期是笃。”交代了虞世南自己与《破邪论》的作者法琳法师的交谊。虞世南在序中对法师褒扬有加：“法师少学三论，名闻朝野。长该众典，声振殊俗。威仪肃穆介节淹通。留连清翰，发掷微隐。……岂止操类山涛神侔庾亮而已。尔其乃用显仁之量。如愚著讷，外暗内明之巧。固能智同文情，典而不野，丽而有则。犹八音之并奏，等五色以相宜。道行则纳正见于三空，拯群生于八苦。既学博而心下，亦守卑而调高。实释种之梁栋。至人之羽仪者矣。”
虞世南的书法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均很重大，世称“虞体”。比他小38岁的褚遂良即学习吸收虞体而成著名书家；小褚遂良53岁的薛稷也是从小接触了虞世南、褚遂良的书法，深受影响而成就书名。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这“初唐四杰”可谓各具特色，却又互有关联，次第影响，共同构成了初唐时期的书法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