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以来发展起来的佛教，在隋唐时代走向了更进一步的成熟。就整个亚洲而言，当佛教在它的故乡印度衰落下去时，佛教在东方却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唐代的佛教给外来的僧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唐初来到中国的那提感叹道：“支那东国，盛转大乘，佛法崇盛，赡洲称最。”正是在隋唐时代，佛教形成了诸宗竞立，高僧大德辈出的繁荣局面。这一局面的出现，标志着外来佛教文化已经完成了了同中国固有传统的融合，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隋唐时代的佛教繁荣以国家的空前统一社会相对稳定为前提，隋代的统一虽然短暂，而唐代却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唐代的武功不断拓开着辽阔的疆土，同域外诸民族的密切联系，促进了发展了中国的文化。这一时期，南亚、西亚的宗教都曾传入中国的各大都邑。而唐代统治者特有气魄，容忍了一切异文化在唐境内的存在，虽然在宽松自由的旋律背景下，里面时而泛起或来自道教或来自正统儒教方面的争论和声付，但佛教毕竟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起来。隋代的统一，结束了数百年的动乱，至此，各少数民族同汉族基本完成了融合，在共同承认儒教基本伦理原则的前提下，佛教与道教又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补充。佛教积极地向儒家的政治原则靠拢，忠与孝已经成为其伦理信条之一。隋唐的统治者也出于政治需要，奖掖提倡佛教。隋文帝即位开始的兴佛，显然是为了招徕北周灭佛后，流入南方、藏身山林野泽的僧人和因长期战乱而失去土地的流民。唐初统治者在几经犹豫之后，最终还是允许其发展。太宗之重视玄奘，大有借佛教行外交，骨子里还是要令“天可汗”的威德服远人的意思；他之扶持法相宗，除了主要是寻求福佑，更有以佛教调节社会矛盾的政治含义。武则天为了以女身主天下，其地佛教，尤其是对华严宗优礼垂渥；后来又诏神秀入京师行道，禅僧社会地位一时提高。玄宗朝属于盛唐时期，佛教诸宗在政治奖掖下繁荣昌隆，玄宗亲注《金刚经》并颂行全国。安史之乱后，国力式微，但代宗、德宗、宪宗都崇信密教。此期密教势力大张。隋唐时代佛教的兴隆与国家的政治支持密不可分。
佛教寺院经济在南北朝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当时北魏许佛寺有僧祗户和浮图户，南梁则有武帝舍身佛寺为其敛财。经隋入唐，佛教僧人在法律上同样享有占田的权力。唐代寺院的田庄分为两种，一是国家大寺，如西明、慈恩；一是各地佛寺占田。其土地往往上千上万庙。只有在如此强大的经济支持下，寺院僧人才能成百上千地聚集一堂，修持教学，维持法统承传，进行理论创造。唐代的许多大寺同时就是国家资助的学术中心，也是各宗派的根据地。
隋唐佛教之所以繁荣，还在于它始终保持了很高的思辨水平。其佛学理论的博大和渊深是后来历朝无能望其项背的。这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五六百年间进行的思想积累的结果。首先，这一时期的佛教真正成为了精神支柱，社会上层认为它为政治活动之余的士人开辟了一个无比广阔的适于精神创造的领域，佛教大大弥补了传统儒学的薄弱方面；就社会下层而言，佛教以其严密的因缘果报的轮回理论理性地说明了人生现实，提出了人生改善的可能性和可以企及的目标，这是以往的任何宗教都无可比拟的。在此思想背景下和社会风尚下，僧伽集团上层吸引着社会的精英，选官不如选佛，对佛教的信仰，在许多人是当作毕生事业来从事的，而不仅仅是人生失意之后的慰藉。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子弟都投入寺院，如像玄奘高足窥基等，这无疑提高了僧伽素制质，为佛教的理论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隋代开始，尤其是中唐以后的士人，大都在佛教当中寻求人生归依，以佛教义理怡情养性，他们作诗为文，无不体现出在儒家正统规范之外去谋求生命的另一价值。僧侣同士人相濡以沫，使佛教进一步渗入文化心理层面，成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实质内容。再从民间来看，唐代佛教寺院中的讲经活动，成为社会生活内容之一的变文俗讲等，已经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以及连同这一思想的伦理观念都彻入社会下层，佛教以它特有的方式，对于社会现实，对于人生寿夭贫贱，都加以合理的解释，从而增加了社会的安定。唐代传奇反映出中国人已经完全接受了佛教这一外来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从政治层面看，经过南北朝以来三教之间的争吵，经过了佛道的较量和统治者的摸索，佛教与儒道逐渐趋近，以各自的特点满面足社会需要，共同维护封建王权；做精神修养看，佛教弥补了儒学“明于礼义和暗于人心”的缺陷，它极大地拓宽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领域；从思惟方式上看，佛教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在在刺激了中国人的玄思能力，先秦诸子以来的那种务实的形象而具体的思惟方法，受到了挑战，也得到了补充。从这一意义说，没有佛教就没有宋朝新儒家的形而上的道论，也就没有格致正诚的性命之学；从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佛教改变了中国人视域外为禽兽的自大心理，唐人已经感受到了，荒服之外的夷狄同样有灿烂的文化。正是佛教从精神趣味、礼义制度到物质生活各个层面与中国社会的融洽结合，造成了佛教在隋唐时代空前繁荣的历史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