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824），字退之，祖籍诃北昌黎人，生于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幻年丧父，寄养于堂兄家。读书勤奋，博通六经诸子百家。入仕后，仍国子监祭酒，刑部侍郎。他写文章极有名，主张文以载道，其诗文为当时及后人所称道，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柳宗元等齐名。他对于佛教只是主张国家不要过分放纵和鼓励，认为为人君的应当以儒家和纲常伦纪为依凭，不可崇佞佛教。至于韩愈自己，对于佛教在生修养和淳化人伦方面的价值并未断然加以否定。
佛教当中自古就有对于佛舍利骨殖的崇拜，佛经中就有释迦牟尼逝世后，有八国共分其火化的舍利而分别起塔供养的说法《长阿含·游行经》）。唐代汉地已经崇拜佛舍利成风，唐初法琳作《破邪论》就说：“（佛）灭后百一十六年，有阿育王以神力分佛舍利，使于鬼神造八万四千宝塔。今洛阳、彭城、扶风、蜀郡、始藏、临淄等，皆有塔焉，并有神异也。”法门寺在唐代又因为与唐王室的特殊而享有重要地位，其亿供奉的佛舍利成被认为灵异，太宗李世民曾亲往法门寺瞻仰佛骨，以后高宗、则天武后、肃宗、德宗、宪宗、懿宗有次奉迎佛骨往宫中供养。韩愈谏迎佛骨便指的是宪宗元和十四年（819）这一次。
这一年，有功德使上奏朝廷，说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内有释迦牟尼的指骨一节。按惯便应该每三十年一度，开塔迎佛骨于宫中供养，才能保证风丰人安。这里所说的佛骨为佛的一节中指，史载此骨“长一寸八分，莹净如玉，以金廓棺盛之”。骨藏于法门寺，从隋唐以来，一直受到朝廷重视，据元和十四年（819）敕翰林学士张仲素撰的《佛骨碑》说，太宗曾为之建寺宇，施与重塔。武则天时又以金盒宝函珍藏。中宗、肃宗、德宗等历代皇帝都对之礼敬有加。
宪宗闻奏便下诏，准备于一年前往迎佛骨入禁中供养三天，然后再交京各大佛寺轮流供养。一时朝野为之轰动。据《杜阳杂编》所记载的一次唐武宗会昌灭法以后的迎佛骨活动，是指懿宗咸通十四年的迎佛，但从中我们可以想象当年韩愈谏止而遭贬谪的那次宪宗迎佛。于中可以看出韩愈的担忧和反对是不无道理的。
（咸通）十四年（873）春，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谏，有言宪宗故事者。上曰：但生得见，殁而无恨也。……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口臆。即诏两街供奉僧，赐金帛各有差。仍命京师耆老元和迎真体者，迎真身来，悉赐银碗锦彩。长安豪家，竞饰车服，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洒地，至于肘行膝步，断指截发者不可算数。又有僧以区覆顶上，谓之“炼顶”。火发，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动摇，而痛不可忍，乃号哭卧于道上，头顶焦烂，举止仓迫，凡见者无不大哂焉。上迎佛骨入内，道场即设金花账，温清床龙麟之席，凤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荐琼膏之乳，皆九年诃陵国所贡献也。初，迎佛骨，有诏令京城及畿甸于路傍垒土为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饰之。京城之内，约及万数。是时妖言香刹摇动，有佛光庆云现路衢，说者迭相为异。又坊市豪家，相为无遮斋大会，通衢间结彩为楼阁台殿，或水银以为池，金玉以为树，竞聚僧徒，广设佛像，吹螺击钹，灯烛相继……是岁秋七月，天子晏驾（识者以为物极为妖）……僖宗皇帝即位，诏佛骨于法门。其道从威仪，十无其一，具体而已。然京城耆耋士争为送别，执手相谓曰：“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见复在何时！”即俯首于前，呜咽流涕。……
韩愈在所上表中说，一味佞佛不仅不能得福反而会有祸。梁武帝信佛至诚，曾经三次舍身佛寺，又由群臣赎出来，但末了却酿成侯景之乱，结果困饿而死。韩愈认为佛为夷狄之教，帝王应该以君臣父子的伦纪为根本。他称迎佛骨是“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无非自取其辱。他批评了“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的现状。韩愈《谏迎佛骨表》极大地触怒了唐宪宗，他也几乎为此而招杀身之祸。后因朝中大臣裴度、崔群等冒死求情，才落得远谪南荒，去做潮州刺史。他在奉旨南迁的途中给他的侄孙写了颇为悲愤的一首七律：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朝敝事，敢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涌南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漳江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