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位于甘肃河西走廊西端，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中原和西域文化的交汇处。佛教曾在敦煌历史上书定了辉煌的篇章。366年，沙门乐尊在这里开凿第一个石窟（在此之前敦煌已有佛教活动），直到元代，在几近千年的时间里，形成了现存492个洞窟，45000平方米壁画，2300余身塑像的莫高窟佛教艺术群；另据有关统计，同一时期的敦煌建立的佛寺达80所，僧俗宗教活动十分兴盛。宋元以降，敦煌渐趋衰落，到了近代，只剩下莫高窟还孤寂地矗立在玉门关外的尘沙之中。然而，就在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一个重大的发展改变了敦煌的命运。一位出家在此的湖南籍道士王圆录，在清理莫高窟第十六窟甬道积沙的时候，偶然发现甬道北侧壁内有封闭的小洞窟（今编号为莫高窟第十八窟），在不到20立平方米的空间里，满满堆放着数以万计的古代经卷、文书、绘画等，年代上起东晋，下至北宋，内容包括儒家经典、文学作品、史籍、韵书、医书、乐谱、历书、占筮书、社会经济文书等很多种类，而宗教经籍及有关文献数量最多；遗书文字以汉文为主，还有不少藏文和西域文字。敦煌藏经洞遗书的重见天日，被称为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之一，为许多学科的研究开拓了新领域，同时，与敦煌艺术、敦煌史地一起构成了本世纪的国际上的一门显学——敦煌学。可惜的是，由于王圆录之流的无知、贪财，敦煌遗书先后遭到英、法、俄、日等国“探险家”的掠夺。这个过程中，大量遗书被人为割裂、损坏，现存于世的遗书总件数达四万号以上。目前，这些本来全属中国的文化财富主要保存在英国图书馆、马黎国立图书馆、列宁格勒亚洲民族研究所等多处，北京图书馆则尚藏有一万余号。
敦煌遗书中，佛教经典、文献占了总数的约90%，大部分是写本佛经，其中如《大般若经》、《金刚经》、《妙法莲华经》、《金光明经》，都有上千号之多，不过，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最引人入胜的还不是这类常见的写经本身内容，而是另外一些文献的校勘价值、辑佚价值和史料价值。例如，《六祖坛经》作为禅宗的基本典籍，原来通行“契嵩本”、“宗宝本”都是宋、元僧人改造过的，就是晚唐以后出现的“惠昕本”，也与原始面貌存在距离；而敦煌“法海本”《坛经》一出，便被称为“最古”之本，用其文字对勘后世诸本，可以发现它的内容最能反映慧能的真实思想，因此最为可信。近几年在敦煌县博物馆重新发现的另一种“法海本”《坛经》，又能够勘正已有“法海本”《坛经》的文字错讹缺失，实属不可多得。再如，有些佛经典或经文疏记，或者仅见于著录，或者从不曾知之，或者部分存世，而一夕之间，竟现身于敦煌遗书中，对于学术界以及宗教界，无异沧海得珠，重视程度不难想象。在日本二三十年代编印的《大正新修大藏经》里，专门设置了一个“古逸部”，收录敦煌佚经等100多种；在编辑之中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也计划详尽无遗地收入敦煌佛教佚籍，规模将会超过《大正藏》。辑佚的价值其实集中体现在它的史料意义上，敦煌遗书发现以前，初期禅宗史的研究十分薄弱，遗书中的《坛经》、《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传法宝记》、《南宗定是非论》、《了性坛语》、《绝观论》等佚籍的公诸于世，顿使初期禅宗史的研究园地呈现出盎然生机，对不少问题的认识获得了统一或深化。著名敦煌学家姜亮夫先生曾专门列举了有关佛教史料的很多遗书，略分为“记中土佛史迹者”、“言吐番统治沙洲时之佛教源流者”、“记关于各地佛教之情状者”、“记敦煌佛教之规矩者”等等，不一而足（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学论文集》，1987，第5页），虽然其范围只在巴黎藏卷之内，亦可见史料内容之丰富。当然，遗书并不都是佚籍，像前面提到的《大般若经》等常见经典，经文无甚新奇，但有的卷尾落有年款、因由、人名、寺名等字样，这些第一手的历史资料是非常宝贵的；有些资料的作用更远超乎佛教史研究之外，如闻名于世的唐咸通九年（868）王价刻本《金刚经》，其价值就全在于雕版印刷术方面。也有很多写本书法精妙，神韵天成，堪称千余年前不知名的书法家留给我们今天欣赏的艺术佳品。其他民族文字的遗书同样是一个宝库，但需要付出更艰巨的努力去深入探索，当前，这种探索正日趋活跃。
总之，敦煌佛教遗书的重要意义反映在其多方面的价值上，它不仅是佛教学科的单独财富。在这一点上，佛教类别以外的敦煌遗书都是如此。这种相互联系、相互融会、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总体关系，决定了敦煌学研究的系统工程性质。它的突破进展，有赖于协调力量，分工合作。目前敦煌佛教遗书研究的新成果相对尚少，有必要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