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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服饰特征探析

09-02 10:13

佛像服饰特征探析

    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6世纪创立佛教,按原始教义佛教本应是无神论的宗教,不应有偶像崇拜。考古资料也表明,在释迦去世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没有出现佛教造像,阿育王时期(约前269-前236)出现有关佛陀的象征物,如宝塔、菩提树、法轮、足迹等,以表征佛陀的存在和活力。后由于大乘佛教的多神主义倾向,印度约在1世纪前后出现佛像,并伴随佛法东渐,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土。

  佛陀形象的出现实是对佛所说各种“经法”的人格化表现,任继愈对此有清晰的表述,“诸佛在生存的时间(寿命)、地点(佛土)和因人而施设(说法的侧重点)等方面虽有差别,但他们的基本品格和主要形象却大体一致,这些佛都具有所谓‘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法’和‘三十三相’、‘八十种好’”。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为佛之身体形象特征,这也是佛像制作需遵循的仪轨,其中并未涉及佛像服饰的问题。而佛衣样式是佛陀造像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着装方式及塑造表现手法,向被学界作为确立佛像风格的关键因素。

  佛衣种类及披着方式蕴涵有佛教造像的地域及民族化特征,其变化发展关系不同地域间佛教艺术如何相互影响和传播。所以明确佛衣样式的变迁,也是认识佛教造像艺术风格的基础性工作。

  在印度历史上,无论是宗教或政治均少有文字记载,研究佛像服饰,唯有从实物资料、律典、中国与南传佛教的史料中知其概略。

  在佛像源发地印度,佛像衣着有两种样式,即“通肩式”和“偏袒右肩式”(或称“右袒式”),学界尚缺乏对这两款佛衣构造及穿着方式的专论,相关论述多是在阐述印度早期佛教艺术时附带提及。其中,法国人阿尔弗莱德·福色尔在《犍陀罗希腊式佛教美术》、《佛教艺术的开端》中首次提出佛陀和比丘穿的服饰是希腊式的,这一观点得到英国艺术史家约翰·马歇尔的支持,在其《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就此表达了相似的观念。马歇尔认为,佛陀希腊服饰的着装得益于公元前2世纪希腊君主统治犍陀罗,带来了希腊着装风尚,并为比丘们所采用。两位学者的观点是依据单纯的图像形式比对得出的,并未对印度旧有服饰进行考证,也未就佛经典中的佛衣与希腊服饰之间的关系作解释。

   晋宋之际,传入中土的四部佛教律典及流行于东南亚的南传佛教所奉的《铜鍱律》,均明确记载了释迦为自己及弟子制定的法服是三衣(或称袈裟)。在三衣的披着方式方面,律中也明确讲到通肩和偏袒右肩,这两种披着方式均在印度及中国佛像中得以体现,说明佛像服饰是来自对僧人所着袈裟的模仿。除三衣外,律典还提及释迦考虑到弟子们在实际生活中的需求,又为沙门增设了一些服饰,如僧祇支、涅槃僧(裙)、水浴衣等,这些服饰中的部分也被应用于佛像中。

   如果说印度佛衣种类和披着方式能够在律典中找到依据,内涵相对单纯,那么汉地佛像衣着就显得复杂得多,汉地佛像在对天竺样式予以继承的同时,尤其在佛衣样式方面做许多大胆的改革,这些佛衣披着方式大多未遵循律典规制,或是对规制的异化。已被中国学界赋名的诸如“垂领式”、“半披式”、“褒衣博带式”、“敷搭双肩下垂式”等,由于这些样式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佛教造像的民族化进程,其自身也在发生演变,相互间也有交融,这就在客观上促成了汉地佛衣样式的丰富性,加之佛像传入汉地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也为后人认识这些现象和成因带来难度。

  由于这些自创的佛衣样式,已成为最具本土特征的佛像表现因素,且影响波及朝鲜半岛和日本,因此也特别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佛衣的风格样式因此也被学界用来作为判定佛教造像年代及地域文化归属的标志。

  阎文儒和杨泓景是国内较早关注佛衣演变的学者,阎文儒在其《石窟寺艺术》中较早提及佛衣中的褒衣博带、僧衹支、偏衫、群等佛衣样式和种类的概念,杨泓的《试论南北朝前期佛衣的主要变化》是国内最早对佛像服饰作系统阐述的文章,其内容已涉及对佛像风格传播格局的思考,此文在日本学界产生反响。文中主要就中国石窟寺佛像、金铜佛等,在南北朝前期佛衣的发展脉络予以揭示,即由通肩衣向半披偏衫,再向“褒衣博带式”佛衣演变的三个阶段。并认为北魏“褒衣博带式”佛衣的出现,“应是学习南朝造型艺术传统后创造出来的”,这一观点与长广敏雄、小杉一雄意见相左,此文至今仍对相关学术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有关佛衣如何穿着及衣饰名称,也是研究佛衣必须明确的问题。逸见梅荣《佛像的形式》认为佛衣中存在僧祇支和偏衫,但对偏衫的具体认定与杨泓不同。久野健也赞成佛着僧祇支和偏衫,但对偏衫的认定另持一说。浅井和春在其《敦煌石窟学术调查(第一次)报告书》中反对佛着偏衫说。冈田健、石松日奈子在《中国南北朝时代的如来像着研究》中,对东晋南北朝时期佛衣的样式进行了归纳和辨识,在有关僧祇支的认识上,与逸见梅荣保持一致,而对佛像是否出现偏衫持有怀疑。杨泓和逸见梅荣对佛衣概念的界定长期影响着中日学者,但这些似成定论的见解,近年来正受到来自不同观点的冲击。

  以往的佛衣研究多限于对衣着样式的直观感受,随着相关学术研究整体的推进,一些含糊不清的解释,已愈来愈不能满足人们对佛像深入认识上的需要,促使学者对经典中有关佛衣仪轨的考据,以及对造像实例正、背、侧面全方位的观察,以期进一步明确多层袈裟具体的披着方式、佛衣种类辨识、佛衣样式的定名等一系列问题。

  由此出现新一轮有着佛衣的讨论,其中以吉村怜最为突出,近年来相继发表了数篇对传统认识具有颠覆意义的文章,分别是《关于佛像的衣着“僧衹支”“偏衫”》、《关于古代比丘像的衣着与名称——僧祇支、汗衫、偏衫、直裰》及《古代佛、菩萨像的衣服及其名称》,吉村氏不赞成佛像有偏衫,并对逸见梅荣的僧祇支说提出了部分修正,现尚不能明确其观点是否具有正本的意义,但其学术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马世长《汉式佛像袈裟琐议》一文,同样是立足于佛教经典,对印度佛教造像及中国佛像由东晋至唐所出现的各式佛像袈裟予以阐述,其中作者对某些衣着表示出的疑惑,也代表了学界尚需要对佛衣这一佛教造像基本问题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随着学界对佛衣研究的深入,单纯以风格分析已无法解决一些聚讼难定的问题,这也促使学者将目光转向文献研究。佛像服饰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沙门衣着的反映,已是共识,文献中有关沙门服饰的规制成为研究的重点。同时,随着重要石窟及窑藏造像分期工作的推进,佛像的年问题相对明晰,这也是就有条件对佛衣的发展脉络作进一步探索。文献研究与具体实物造像相结合,已成为较为本质地把握佛像服饰变化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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