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代的宫廷藏式造像机构

发布时间：2019-08-26 16:59

梵相提举司：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邀请西藏萨迦派祖师八思巴到大都，封他为国师，授予玉印，标志着藏传佛教正式传入北京（当时称“大都”）。

  佛教造像在藏传佛教思想理论和宗教实践中意义和作用重大，受到崇奉藏传佛教的元代帝王的高度重视。为了为新那的藏传佛寺庙提供塑像，同时满足帝王和皇室成 员奉佛的需求，元代宫廷特别在“诸色人匠总管府”下专设“梵相提举司”，负责塑造藏传佛教造像。这个机构集中了当时汉藏塑造佛像的名家高手，据《元代画塑 记》记载，“梵相提举司”为当时大都和上都的皇家寺庙塑造了大量的佛像。

  “梵相提举司”是一个有组织的宫廷造像机构，在风格和样式上有着统一的要求和规定。这种统一风格即是宫廷藏式造像风格，代表了当时大都藏传佛教造像风格。

  御用监“佛作”：明代北京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也是在帝王们的扶持下首先在宫廷开展起来的。明代帝王仿效元朝，在宫廷专设造像机构，称“佛作”，隶属于“御用监”，制作藏式佛像。明代帝王将造像作为重要的宗教礼品，赏赐、馈赠给西藏上层宗教人士，为其宗教笼络政策服务。

  明代宫廷造像始于明成祖永乐时期，但只延续到宣德时期。永乐、宣德造像的风格非常独特，具体表现为：造像躯体浑厚，造型敦实，体态优美大方，面相宽平，双 目平直。衣纹都采取内地传统的写实手法，有较强质感。佛像头饰螺发，身着袒右肩袈裟；菩萨戴发冠和梳发髻，上身饰璎珞，下身着长裙。工艺上采取内地传统的 失蜡法铸造，胎体厚重，表面都镀金处理，金质纯厚，亮丽悦目。莲座处都有封藏，固定座底封盖为垛口方法，这是元明清北京造像的共同特点，与西藏、印度、尼 泊尔等地采用包底法不同。

  当然，永乐、宣德造像制作于不同的时期，这两个时期的造像也略有一些区别。比较而言，永乐造像保留的西藏造像风格特征要多一些，宣德造像西藏艺术特征要少一些，受内地艺术影响多一些；同时工艺上永乐造像也比宣德造像要精细一些。

  在永乐、宣德宫廷造像上分别刻有“大明永乐年施”和“大明宣德年施”铭款，一般刻在莲花座台面的正前方，造像的署款都是从左至右的顺读形式，而不是当时汉地传统的自右至左的倒书格式，这样辨识起来就非常容易。

  清宫“造办处”：清代继续崇重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北京的传播和影响依然很盛。在清代诸帝中，康熙和乾隆两帝对藏传佛教的重视尤为突出，礼敬高僧，为藏传 佛教大兴寺庙。如康熙帝亲自册封了一世章嘉国师、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和五世达赖喇嘛，率先在宫廷创设中正殿念经处，兴建了玛哈喇庙、永慕寺、资福院等多座 喇嘛庙等。乾隆帝礼敬三世章嘉国师、六世班禅，在皇宫和皇家苑囿设立了慧曜楼、宝相楼、梵华楼等多座佛堂，又在北京和承德兴建了十余座喇嘛庙。

  康熙帝率先在宫廷设立造像机构制作藏式佛像。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帝在宫廷设“中正殿念经处”，负责宫中藏传佛教事务，并兼办造佛像。其后的乾 隆帝对造像更为重视，他不仅在宫廷专门设立“造办处”制作佛像，还亲自参与造像的图样设计和造像过程的监督。当时受乾隆帝特别礼敬的三世章嘉国师和二世土 观活佛也都参与了宫廷造像活动，充当顾问和艺术指导。

  康熙造像造弄挺拔，手法细腻，工艺精细，每个细小部位都做到了一丝不苟。整体效果明显优于乾隆造像。乾隆造像目前遗存非常多，主要集中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有一些流入民间。其中大部分是署有“大清乾隆年敬造”铸款的一类，其造型规范，铸胎厚重，极晚辨别。

清 康熙造像-铜佛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