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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晚期佛衣变化的成因

09-02 10:05

北朝晚期佛衣变化的成因  

      伴随东魏、北齐佛像体貌的变化(图56),在佛衣穿着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大致分为两个系统,位于政治中心邺(今河北临漳)附近的安阳石窟、响堂山石窟、天龙山石窟及偏北的曲阳佛像,出现了敷搭双肩下垂式和少数右袒式佛衣,而东部的青州地区则是褒衣博带演化式和一定数量的右袒式佛衣,其中褒衣博带式佛衣的变化律动与南朝佛像一致。  

     而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在东魏、北齐境内的兴起,当与法上变革、曹仲达造像风格联系起来考虑。  

    法上,据《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载,“年阶四十游化怀卫,为魏大将军高澄奏入在邺。……德可轨入,威能肃物,故魏齐二代历为统师。掌僧录,令史员置五十许人,所部僧尼二百余万。”“衣服率素纳补为宗,五条袛支由来以布……自上未任已前仪服通混,一知纲统,制样别行,使夫道俗两异,上有功焉。制寺立净亦始于此。……故帝(文宣帝)待遇事之如佛,凡所吐言无不承用,又遵重戒禁。”  

      记载显示,法上在东魏被高澄招人任统师之初,东魏境内僧俗通混,无甚区别。法上“一知纲统,制样别行”,遂改变这一局面,而使僧俗衣着有别。 

      北方沙门着装何时放弃律典规制而与世俗通混尚不可知,可以明确的是,这一现象,与佛像褒衣博带式袈裟均具有强烈的世俗化特征。法上在扭转沙门衣着的同时,是否直接参与佛像衣着的设计尚无证据,但可以明确的是与法上对沙门衣着变革相呼应,佛像作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得到了推广。其间出现的外层袈裟右袒式为法上所创亦有可能。  

    将敷搭双肩下垂式最外层袈裟改作半披式披着,与律典要求更加接近,这与法上恢复规制相合,但佛像衣着所呈现的综合面貌,仍与规制相去甚远。律典规定的右袒式袈裟,必须露出右肩肉体部分,道世《法苑珠林》谓“肉袒肩露,乃是立敬之极”,印度佛像右袒式恪守此法,汉地多以半披式取而代之,完全暴露右肩肉体的做法并不盛行,仅在北凉石塔及北魏造像中偶有所见。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的出现,使右袒式袈裟以披于内层袈裟之外的方式得到复兴,这类右肩覆有衣物的所谓右袒,可能就是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所批评的中土沙门“偏袒覆膊……咸乖本制。”

        由《续高僧传》中对法上衣着的描述来看,他向以田相袈裟为宗,其五条袈裟(安陀会)及僧袛支均是布材,为依律从事。传中记载了法上终年86岁,逝于北周大象二年(580),据此他40岁游化怀州等地应是东魏建国元年,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其改造沙门衣着可能始于534年。

      有关东魏北齐佛衣样式的新变化,还需兼顾佛像制作大家曹仲达的作用。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曹仲达“本本曹国人也,北齐最称工,能画佛像,管至朝散大夫。憎倧云:'曹师于袁(袁昂),冰寒于水,外国佛像,无竞于时'”。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描述了曹仲达的风格:“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  

     《历代名画记》有关于曹仲达师承的记载:“曹仲达师于袁”,“袁昂师于谢(赫)、张(僧繇)、郑(法士)。”该书还记载,萧齐年间周县昙研师法塞北勒,并授于曹仲达。  

     关于袁昂,《历代名画记》载:“仕齐,为秘监黄门侍郎,幼以孝称,颇善画,人梁,官至中书监。”  

      以上有关曹仲达的记载显示,曹仲达的直接师承为南朝齐梁年间画家周昙研和袁昂,并间接得法于张僧繇,曹仲达艺术风格与南朝特别是张僧繇的渊源,已在东魏北齐佛像体貌与南朝张僧繇所创风格的相似性上得到体现。 

   依据上述记载,曹仲达佛像的特征为“外国佛像,无竞于时”,“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曹衣出水”,显示出曹仲达最擅长的是外国佛像,在当时无人比肩。而以现有实物资料来看,同期北方出现的外来造像样式多为右袒式,在天龙山、青州地区北齐造像中均能见到(图57),且均是所谓“曹衣出水”。类似风格广见于笈多萨尔那特地区佛像(图58)。

   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的最初出现,当与曹仲达无关。曹仲达的生卒年代学者考证结果不一,谢巍在《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中认为生于513年,卒于580年之前,林树中在《六朝艺术》中认为生于526年,卒于596年。现纪年较早的龙门普泰洞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年代为531年,若以两位推算年龄计,曹仲达时年应为18或5岁,距成熟的创作年龄尚有距离。

       北方现存将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的外层袈裟作右袒式,是安阳大留圣窟三佛,发生时间为546年,时曹仲达的可能年龄分别是33或20岁,以33岁来看是为成熟的创作年龄,所以对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的改造可以考虑曹仲达。

   问题是文献中并未涉及曹仲达对佛像有创新之举,今所见北齐右袒式佛像做工虽极其精美,但袈裟贴体样式却与笈多萨尔那特风格相近。历史上曹仲达在佛像上的突出造诣,或许仅限于制作上的精到,即“北齐最称工”。

 以上分析,可以对东魏北齐佛像及衣着风格的成因得出几点认识:

a.东魏、北齐佛像体态丰满的表现,受到南朝张僧繇所创新风的影响,而张僧繇风格的产生,又是得益于南朝梁武帝大力崇佛及较为发达的海路交通。

b.统师法上对沙门着装的改造,促使源自北魏的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在东魏、北齐的盛起。法上和曹仲达均有可能参与了对这款佛衣的进一步改造。

c.曹仲达的艺术风格特色应突出反映在对同期北方右袒式佛像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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