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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戴像制"所涉及的造像题材

发布时间:2019-08-26 16:35

“二戴像制”所涉及的造像题材


造像题材,即造像身份属性。外表相似的佛像,往往身份并不相同,进而胁侍也随之变化,通常也将身份明确的胁侍,作为佛像身份认定的依据。文献显示,戴氏父子的造像,以明确注意到了这一点。此后,中土佛像往往不是被孤立地制造,而胁侍紧密联系,形成较为稳定的组合模式。两者相互联系,成为研究风格变化传承的重要依据。

对胁侍的表现,在东汉至西晋的南方早期造像中已出现,但胁侍身份特征并不明确。进一步追溯其源头,在犍陀罗贵霜时期的胁侍组合造像中,有佛和二弟子,佛与帝释天、梵天,及佛与二菩萨

文献记载戴逵已制造无量寿佛并二胁侍菩萨。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信仰在印度约兴起于1世纪以后,随着大乘佛典的传译,这一信仰及经典也开始输入中国,北方东汉末安世高初译《无量寿经》,曹魏康僧铠再译,与姚秦鸠摩罗什译《阿弥陀经》及刘宋畺良耶舍译《观无量经》并称“净土三大部”。南方有关弥陀净土信仰译籍,较早为吴支谦译《阿弥陀经》二卷,与康僧铠《无量寿经》为同本异译。早期往生净土的记载,北方要早,南方弥陀净土的兴起与庐山慧远(333—416)推崇有关。

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提到无量寿佛国有二菩萨,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刘宋畺良耶舍译《观无量经》具体描绘了无量寿佛与胁侍菩萨的组合:“无量寿佛住立空中,观世音大势至二大士侍立左右。”据此,戴逵所造无量寿佛并二胁侍菩萨,其中菩萨身份应是观世音贺大势至。

道世在《法苑珠林》中,记载了戴顒造观世音后又改造为弥勒菩萨一事,“顒造观世音像,致力磐思欲令尽美,而相好不圆,积年无成。后梦有人告之曰:江夷于观世音无缘,可改为弥勒菩萨。……戴喜于神应,即改为弥勒,于是触手成妙。……此像旧在会稽龙华寺。”

弥勒信仰约出自2至3世纪的印度北部及西北部。西晋竺法护初译《弥勒下身经》,此经与后译的《弥勒成佛经》《弥勒上身经》并称“弥勒三部经”,在4至5世纪,与其他弥勒经典,如《妙法莲花经》一起,成为中土弥勒信仰的主要依据。

在印度,弥勒均作菩萨像,造型为男性形象。贵霜时期犍陀罗的菩萨造型外表无甚区别,弥勒身份通常由菩萨手持净瓶来确定。以现有实物资料龛,中国的弥勒有三种样式:a.大致延续犍陀罗弥勒菩萨造型。b.自创交脚式弥勒菩萨造型。C.弥勒作佛相。前两种样式始见于北方十六国时期,其中犍陀罗式菩萨像在十六国之后即消失,交脚弥勒菩萨则呈现女性化特征,在南北朝时期仍得以延续。弥勒佛则迟至南北朝时期才出现。弥勒造像在中国分别有菩萨和佛两种表现形式,这也符合经文中 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宫说法和下生于龙华树下成佛的说法。

道世的记载明确了东晋年间,北方大量出现弥勒菩萨时,南方亦有弥勒菩萨的造作。两地造像样式上关联应引起关注。

除上述造像题材外,《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二,东晋太元二年(377)“沙门慧护,于吴郡绍灵寺建释迦一丈六尺金像”。《法苑珠林》记,东晋庐山有文殊师利菩萨像。《佛祖统记》载,东晋孝武帝时“路太后于中兴寺造普贤像”。《梁书.外域传》,东晋顾恺之绘维摩诘像。即南方还有释迦佛、文殊、普贤菩萨及维摩诘等造像。戴逵父子造像数量甚多,其中当包含丰富的题材。

晋宋年间,出现在中土南方的“二戴像制”,是一次针对外来造像进行民族化变革,是适应本土审美需求的创举。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期南方佛教造像仅有这一种模式。相反,晋宋年间,南方经由海路与印度及南海诸国有着频繁的佛教交流,其中即有造像的输入。

晋义熙(405—418)初年,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献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特异,制作精美,置建康瓦官寺,与顾恺之的维摩诘像、戴逵的五躯手制佛像并称瓦官寺“三绝”。东晋僧人法显游历天竺师子国,于义熙七年(411)动身乘船返回,其随船带有大量经像,原计划目的地是南方广州,后因途遇狂风暴雨,于义熙八年(412)漂泊至青州长广郡(今山东崂山县北),时青州已入东晋版图。这两则记载,发生时间正值二戴像制形成之际,可见在南方,创新和引进同时并存。其中引进造像的时间处于印度笈多时期,时秣菟罗和萨尔那特两种风格正盛,此类风格的造像对中土均应产生影响。

东晋以前,南方佛教艺术还呈现出仙释混沌不清的状态,时至东晋,南方佛教艺术由士大夫文人的介入和推动,使寺院大型壁画及塑像的发展高度成熟,而在民间,小型金铜像的造作仍在滋长不息,导致刘宋初年禁铜令的颁布

与同期北方十六国造像比较,东晋造像似未遵循相同的发展轨迹,北方炳灵寺正在吸收笈多时期秣菟罗风格,南方却已在进行着外来造像的本土化变革,造像风格向清瘦飘逸一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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