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僧侣的宗教活动

发布时间：2019-12-04 21:26

佛教在天竺的制度

在天竺，佛教场所被称为“伽蓝”，佛教僧侣被称为“沙门",男僧称为“比丘”,女尼称为“比丘尼”。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仍沿用这个名称。在天竺，伽蓝都没有田产，也不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沙门的生活，一是靠施主布施，二是靠化缘。在释迦牟尼时，最初毎天上午，沙门就手持僧钵，出门化缘，向人乞食(包括荤食、素食)。午后，专心坐禅，不再进食。不久，便改为雨季休息三个月，禁止外出，接受供养，在伽蓝内坐禅修学，这段时间称为“安居期”。在安居期即将结束、众徒纷赴各地云游乞食之前，召开为期两天的忏悔大会，请别人尽量揭发自己的过错，然后自己进行反省、仟悔；同时，也应别人的要求，尽量检举其过失，以帮助他改过归正。到了后来，便形成了沙门生活的一条教规。此外，释迦牟尼还规定出家和在家的信徒共同遵守的五戒：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总的要求是：积德行善，忍受一切痛苦，以便来世修成菩萨或佛，升入西方极乐世界。

自在观世音

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状况

可是，佛教传到中国以后，情况大变。首先，来中国的都是西域高僧。官府把他们当作贵宾款待，不仅为他们建造佛寺，而且将其生活费用全包了下来。因此，在中国的西域沙门，都用不着化缘乞食。其次，佛寺里的沙门人数很少，用不着开忏悔会。他们的日常生活，一是早晩念经、拜佛，二是坐禅或译经、进行社交等。他们的人数少，人地生疏，语言又不通；特别是佛经，都是怯卢文和梵文，汉人不懂，传教很困难。后来，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大量翻译佛经，让中国人了解佛经之后，佛教才能在中国传播开来。因此，学习汉语和翻译佛经，成了西域沙门的主要工作。

译经的深度决定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广度

可以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与佛经的翻译、介绍同步进行的。在汉明帝及其以后很长一段时期，由于西域高僧不通汉语或不大懂汉语，需要经过几道翻译，才能把怯卢文佛经和梵文佛经翻译成汉文佛经。而翻译出来的佛经，往往语言生涩，词不达意，因此，即使在上层社会和汉人知识分子中，对佛经也不甚了解，受其影响和信奉佛教者很少。当时，中国人只是把佛教当作类似老子、庄子的一个学派，硏究其清虚、无为之道。直到东汉后期，西域高僧们开始进一步重视译经工作，努力学习汉语，提高翻译质量，几乎是全力投入佛经的译介工作。其中最有名的译经名僧有安世高，他翻译的佛经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等，其中以禅经居多；支娄迦谶(简称“支谶”)翻译的主要有《大乘般若经》、《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其中主要是大乘经，其次是禅经。其他高僧如竺佛朗、安玄、支曜、康孟祥等，也翻译了一些其他经书。

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汉化传播

在天竺，当时正是大乘佛教昌盛时期，因此，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大乘佛教，翻译的佛经也主要是大乘佛教经典。小乘佛教及其经典也传到了中国。大乘佛教形成于公元一二世纪，强调一切众生均可成佛，一切修行应以自制、制他并重，自认为这是“菩萨”之道，教法最好，因此自称“大乘”。小乘佛教是比较原始的佛教，它坚持苦、集、灭、道四谛”等原始教义，主张自我解脱苦难，认为沙门修行不能成佛，最高成果只能达到罗汉。随着大乘、小乘佛教传入中国及其经典翻译的增多，人们便面临如何对待他们之间的异同问题。由于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都需要取得中国当权者的支持才能广泛进行传教，过分强调两者的异同将不利于被统治者所接纳，因此两者的差异呈日益减少的趋势。

西域高僧们为了使佛教得以在中国流传，他们在后来翻译佛经时，往往参考并结合中国的传统方术，以便得到中国统治阶级中信奉黄老之学(即道家)者的支持；他们还煞费苦心，尽量调整译文，避免与当时的中国政治、伦理观念发生沖突。汉灵帝末年，牟子撰写《牟子理惑论》时，更是把佛教思想同道家、儒家思想结合了起来。他自称“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玩《五经》为琴簧”。三国时期的佛教学者都效仿他。与此同时，西域高僧大肆神化佛祖与佛教，不仅把天竺有关佛祖和佛教的神话统统搬到了中国，而且还编造了许多神话故事。三国以后，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