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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看为何需要佛像造像艺术?

09-03 14:37

商业资本横流的都市,最不缺这样的人——一双眼阅尽千帆不动神色;一张嘴言辞圆滑滴水不漏;扫过衣领的标签、手表的价格、鞋子的款式,不着痕迹的几眼打量,便能给人贴上标签,计算出对方强弱,像是丛林动物确定自己在食物链中的位置。世俗社会,被分出三六九等,衡量的标尺里,钱权当道。是,有钱真好!有权真好!然而,有一种纯粹的平等和安宁,却无法单纯以钱权营造。

在佛前那一刻的众生平等,没有富贵贫贱,没有男女老幼之分,在佛祖拈花微笑的俯视中,只有芸芸众生。你和我,与一朵花一只云鸥并无差别。

人们见不到佛,便铸造了佛像

然而,在佛教起源的古代印度,人们认为雕画佛像是冒渎神圣的事,仅仅以佛法、菩提树、足迹等标记象征佛。

心中有佛,但是无形象可以膜拜,并不利于佛教在民间传播。于是,公元 1-2 世纪,处于中亚,国力强盛的犍陀罗地区开始出现了佛陀塑像,这种融合了希腊、波斯、印度三种元素而自成一体的艺术形式,称为犍陀罗艺术。

有寺便有佛像——在寺庙中供奉佛像的风气,由大月氏经过疏勒、高昌、于阗、龟兹等地逐渐地流行到河西和中原。北魏的佛像多受到欧美藏家追捧,大多在海外成交。这种具有明显深眉高鼻特征的佛像,身体骨骼构造、肌肉及衣服纹理等塑造特征与欧美雕塑审美一脉相承。

直至公元 452 年,拓跋焘的孙子拓跋濬继位,下令复兴佛教,倾全国之力建造武州山石窟,后来称之为云冈石窟,佛教才又逐渐兴盛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佛造像艺术的大发展时期,虽然受到灭佛运动的冲击,但因为时事动荡、皇室信仰的影响,人们需要精神上的慰藉,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教传播之兴盛可见一斑。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历史上,社会动荡时期往往文化大繁荣,比如春秋战国、比如魏晋南北朝。乱世中一切价值要重新评估,士族和贩夫走卒同样惶惶不可终日,佛教以妙法玄理和报应轮回安慰着在战火中挣扎的众生的同时,也在中国扎根壮大。

于佛教建筑艺术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高层佛塔,石窟、佛像、壁画等有了巨大发展。

隋代的菩萨多颔首挺胸,婷婷玉立,姿态曼妙优美,无论佛与菩萨皆衣薄贴体,纹饰处理上大幅度简化,只在与佛像或菩萨身姿相映衬的线条上作表达,造型更趋写实。从隋、唐开始,便盛行一手持柳枝,一手持净瓶的观音造像。观世音遍洒甘露法水,令众生了悟菩提,是为慈悲为怀,普洒佛法。

如观音立于莲花台座,下承一六方开光底托。右手持杨柳枝,左手下垂持甘露瓶,颈戴项链,腕穿手镯,下身裹裙,发束高髻,中有一阿弥陀佛像。此类观音菩萨立像为典型唐代作品,菩萨脸圆带方,眼下视,鼻翼宽,嘴型阔,表情平静祥和,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笑容转变为自省而内敛的笑意。让人感到既有出世的超然与神圣,又有入世的情怀与亲近。

唐代,封建王朝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和统一,佛教艺术也空前的实现高度融合一致,体现在佛造像上便是形成了极具代表性的中原审美的唐代标准,通常无论佛及菩萨均符合人体比例,服饰轻薄,佛造像的外在造型同样体现出内在精神和个性,可视为中国高古雕塑艺术的巅峰。由于受汉传佛教的影响,唐代的佛像面部都非常丰满,鼻子高高的,樱桃小口,身材都是以胖为美,经常讲,唐代的宫女像菩萨,菩萨像宫女。

汉传大多受到犍陀罗等集中造像风格的影响,造型相对简单,人物敦厚温和,大多一头二臂;藏传主要接受印度密教等艺术流派,以愤怒形象居多,多为多面多臂或异类身形,坐立舞等姿态各异。

因为年代、风格、佛教宗派等不同,有些人观赏佛造像的时候,有时会分不清佛和菩萨,其实从坐姿可以判别一二。

一般来说,全跏坐(或称结跏趺坐)为如来坐,半跏坐为菩萨坐。

结跏趺坐:互交二足,将右脚盘放于左腿上,左脚盘放于右腿上的坐姿。诸佛皆依此而坐,故又称如来坐、佛坐。

半跏趺坐:即单趺一足,跏于另一足上之安坐法,半跏趺坐亦称菩萨坐。其中半跏思惟坐仅有一足上盘,另一足垂放而下,一手指颊、低首侧身的冥想沉思状。

金刚总持又称执金刚神,在藏传佛教中被视为本初佛、原始佛,尤为噶举派所尊崇。形象多见手执金刚铃及杵于胸前,代表智慧与善巧的结合。

菩萨塑像优雅,慈眉善目,赤足安立,左手施触地印,右手则持莲蕾上举至肩。顶有肉髻,头戴五叶花冠,发绺披肩,双眼垂视,嘴带微笑。身缠众宝璎珞,踏于莲台法座。光背边缘锤绕卷草纹样一圈,上下沿则饰以细密连珠。手脚及面部见肉泥金。

所谓“见肉泥金”,就是佛像泥金脱落露出的底。一般古代鎏镀金厚,成色发熟黄,手脚、面部、前胸、盘腿膝盖、胳膊肘、衣摆等人手抚摸处,多为金脱落后发自内胎的氧化铜黑底,肩弯、衣褶处多有积尘包浆。贴金、涂泥金佛像更易脱落。观察见肉泥金也可佐证佛造像真伪。

当佛教传到中国汉民族地区后,汉文化的传统观念也通过佛像工匠、佛画作者反映在佛的容貌和服饰上,因此在汉地的寺庙中出现了众多的丰颊广颐、两耳垂肩、双手过膝——富含汉民族心中“福相”特征的佛和菩萨形象。

顺治时期,世祖皇帝特邀格鲁派的五世达赖来访北京。五世达赖接受了邀请,于 1652 年出发,在北京逗留了近两年后回到西藏,期间收到许多清廷赠与的礼物。此件缂丝六臂大黑天唐卡不但具有格鲁派造像的特征,其作工精美细致,用色明亮多变,极具宫廷风格,非常有可能便是当时赠送给五世达赖的皇家礼物之一。

除了佛造像,还有法器。

普遍意义上,在宗教寺院内、修行之人,用于祈请、修法、供养、法会等所用器具或具有一些特殊功效的器具都可称为法器。佛法赋予了他们特殊的作用和意义,使之不再普通,也在收藏市场颇受瞩目。

金刚杵原来是古印度的兵器,后被密教吸收为法器,象征着所向无敌、无坚不摧的智慧,与法铃一起使用有阴阳和之意。

法铃是喇嘛诵经作法时一刻不离手的法器之一,有碰铃和金刚铃等。法铃上半部分相当于佛身,下部相当于佛语,金刚于其心中,有惊觉诸尊、警悟有情的意思。

以上两件属于藏传佛教八大法器,还有用于佛教庆典、宗教仪式的法鼓、象征法音的右旋法螺、一般以菩提子制成108颗的念珠、辟邪护身可携带的嘎乌盒、用以祈祷诵经的转经筒、供奉祭祀用的酥油灯。

汉地的佛具和法器虽然各朝各代各有不同,但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曲生吉,直生煞”的观念一脉相承,有“忌方直,尚圆融”的典型特征,具有庄严朴素的普遍审美。

有明一代的皇帝大多尊崇佛教,只有嘉靖帝信道教,在他统治期间,许多佛寺经阁荒颓失修。隆庆皇帝时,曾下令修葺两经厂,然而事业未竟便薨逝,其贵妃——信佛的明神宗之母李太后继续完成先帝遗志,自己出资命司礼监太监冯保修建护国万寿寺。

汉地佛教法器除少数装饰精美的器物外,更多的为素器,法器 素朴、清净、不重雕饰的装饰风格体现了佛教审美中“禅”的意味,楷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勾画罗汉的青花盖钵。

清代宫廷中有很多佛堂,大部份都建于乾隆时期。笃信佛教的清朝皇帝平日都习惯抄写经书,尤其乾隆皇帝无论国事多么繁忙,都会坚持每日抄写经文。

佛教自两汉之际进入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得以弘扬,至唐代达到鼎盛,一方面有佛法佛理适应本土化发展,一方面也离不开统治阶级的追捧和支持。反观发源地印度,公元十三世纪初,佛教已在印度消亡,而最初的小乘佛教在中国却适应发展为大乘佛法而得以弘扬和发展。而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佛像雕刻开始盛行,所以大乘经典中有许多关于造像因缘及其功德之记载。佛教兴盛推动寺宇、佛像广布,而礼佛寺庙、佛像的发展又促进了佛教的深入人心。

在佛法中,与最初弘扬“真善美”理念相比,“西方极乐世界”“鬼神报应”似乎更加深入人心,当时人们认为修补佛像胜造七级浮屠,可谓最直接积累福报的方式。所以,佛造像与一般工艺品不同,虽然在今天的资本市场被大大低估,但是其艺术价值、历史人文价值仍然历久弥新。

每尊佛造像,都是古人对佛的崇敬和虔诚皈依,供养人耗尽财力,工匠用尽力敬造,这是功德。另一方面,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而言,佛家思想已经融入日常,化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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